从边城看沈从文的生命美学观 毕业论文
【简介】感谢网友“翔翔QAQ”参与投稿，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从边城看沈从文的生命美学观 毕业论文（共15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从边城看沈从文的生命美学观 毕业论文
内容摘要：从生命美学的角度研究沈从文，更能深入他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内涵。本文通过解读《边城》，对他提出的“美在生命”命题给予全面的阐发，重点阐述了生命美学观的基本内涵、在创作中的表现以及它的进步意义及价值。
关键词：生命美学 沈从文 边城
一
现代作家中，没有谁比沈从文更为关注生命。他曾说：“我是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他的作品几乎都贯穿着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命美”的讴歌。可以说，理解了“生命”，就等于拿到了进入沈从文艺术殿堂的一把钥匙。无论是写湘西的风土人情，还是写都市人生，无不是他生存体验的形象艺术外化。而他为“湘西”辩护时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美”。在这个美丽的湘西世界里，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健全的生命形态，表现了生命对美的追求。
既然如此，那么沈从文的生命美学观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首先，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中，特别赞美“生命的力”，认为人生有两种对立的形式：一类是生命，一类是生活。生活是具体的，而生命是一种抽象，是一种精神，它具有神性，又存在于生活、生存和人生之中，具有永生的意义和永存的价值。沈从文这一独特的“生命”观带来了他美学观与文学观的独特，正是以此相联系，他提出了自己对美的认识：“一个人过去爱有生的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出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既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在这里，沈从文提出了“美在生命”的命题。
其次，他认为“生命”的基本
属性是对抽象的“爱”与“美”的执着追求。在沈从文看来，生命不在于追求名利和金钱，也不应受宗教和功利的支配，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的追求。而这种人生形式表现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神”、“爱”与“美”三者一体，就是最高的人性。人性美是生命美学中的核心内容，也是沈从文在创作中要表现的主题。另外，在沈从文的心中，人性美还体现在一个“爱”字：男女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沈从文赞赏的、提倡的正是这样的爱。
在谈到小说《边城》的创作意图
时，作者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沅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其实，沈从文所有的小说都如此，都是为爱所作的言说。那么，什么是爱?爱是自身具有爱的能力，有一颗善爱的心；爱是主动的奉献，勇敢的给予和无畏的牺牲；爱是生命的支柱，爱愈强烈，生命力就愈旺盛，就愈能体现一种生命的美。
二
《边城》是一曲理想生命之歌，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代表沈从文创作的高峰。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这样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不仅在沈从文的笔下充满葱笼的诗意，而且包容着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化符号的性质，代表沈从文对理想生命美的形式的理解与看取。
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
的意味。边城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远离都市文明的乡村小镇。边城的人民都具有淳朴善良的品性，他们生活在古朴、宁静、和谐、美丽的大自然里，承受着自然的熏陶，舒展自由的人性，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中。《边城》开头三章集中笔墨描绘边城的山水图画与风俗习惯，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边城生活风貌，浸染着浓郁的牧歌风味，然后自然而然地叙述边城发生的人事纠葛，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也都如山水般纯净美好，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对理想人性与理想生命美形式的弘扬及其生命寄托。边城中的人物也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与自然合一的诗性人格与自然气质。美丽天真的翠翠、她的殉情的双亲、侠骨柔肠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顺顺，都具有作家所向往的“人性美”。
翠翠是沈从文寄托最深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凝结着自然山水的灵气，显示出天然纯真的自然气质。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终年帮助爷爷接送过渡的来往客人，除此之外，她与其他人较少接触，因此，就社会关系而言，她是极其简单的，受社会的影响也就较少，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精灵。
小说在描写翠翠时，主要是从自然气质的角度去展示她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情绪，突出她与大自然、与青山绿水的相容性，从中显示出她的自然人性之美与内在的神性之美，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翠翠既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又表现出某种抽象性质，在她身上凝结着一种高度象征化的意蕴，她对爱情的忠诚、执着，对大自然永远充满童心般的爱恋，都代表着人类对自然与童心的珍爱与返顾，对人性美的追求与向往，在翠翠的身上寄托着沈从文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爱与美的生命理想。
老船夫的身上洋溢着淳朴厚道的人性美，凡一切传统美德，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缺少。老船夫是纯朴民性的集中体现者，他对待钱财的态度与为人处事的方式，体现出一种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浸染下的理想化人性形态，代表一种符合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命美形式。
船总顺顺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物，也是一个像老船夫一样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物，不过他的美德似乎显得比老船夫大气、豪迈。他对待钱财却大方洒脱，经常为乡亲邻里排忧解难，调解纠纷。对子女的教育上也极其严格，当老船夫猝然离世后，他放下心中对老船夫的一丝埋怨，积极为老船夫筹备丧事，对翠翠的关照也无微不至。在顺顺的身上处处表现出淳朴、仁厚的品格，显示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美，这正是沈从文所着力歌颂的一种生命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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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由《边城》看沈从文生命观
摘 要：《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成熟期完成的一部颇具诗意的作品。从小说主要人物的人生形态及其与生死的交结，可窥见作者的生命观：老船夫的自然老死、翠翠父母双双殉情，以及自然威力带来天保的意外溺亡，不同的人生结局透露出作者回归道家顺应自然的原始主张，揭示了作者视闪耀着人类纯良天性之光的自由与爱情为至高追求，并要敬畏自然的生命观。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生命观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成熟期完成的一部颇具诗意的作品，结构玲珑剔透，首尾一致完整，情节跌宕有致，人物心理刻画入微。从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人生形态及其与生死的交结，可窥见作者的生命观：老船夫的自然老死、翠翠父母双双殉情，以及自然威力之下天保的意外溺亡，这些不同的人生结局以其各异的姿态呈现于小说中，透露出作者回归道家顺应自然的原始主张，揭示了作者视闪耀着人类纯良天性之光的自由与爱情为至高追求，并要敬畏自然的生命观。
一
小说中渡船老人的一生过得平实素静，就连他的老死也是在雷雨夜中自然而临，在他身上的一切可谓近乎顺应天道。然而，他对于死亡的淡然态度背后那微微的隐忧却贯穿于整部小说之中。对于老人而言，生命是天赐的，于是，死亡的降临也将会是上天的一种赏赐。他性格温和，随顺天命，生活得踏实坦然，“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①。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之于他，不需要过多地去追溯和探寻，人各有命定，即便是撑一辈子船而依旧生活贫苦，“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②，因为在他看来，能够安分地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赠予，对于如此厚重的馈赠，唯有报之以忠实和坦诚，举重若轻，越是淡然则越是珍重。
然而，在自然里活过七十年的他终究是没能摆脱人事的桎梏，孙女翠翠的人生去向牵动着他的心。老船夫意识深处的随顺天命的人生处世之道，表现在其对女儿未婚先孕而后殉情之事的处理上，他认为“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③，故而“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④。他随顺天命，将这种观念奉行了一生，却猛地在生命的终结之前觉察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合理，他一贯地“不怨天，不尤人”⑤，但“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⑥。正是这种意识上的自我否定与更新，让他最终决定用行动来“对抗”天命，开始主动为翠翠找寻可靠的人生归宿。而实际上，因为后来事情的曲曲折折，老船夫到死也没能如愿，他终究是含着对“人事”的无措而去的。此处，再次揭示了作者回归道家顺应自然的天命观。
二
自然老死作为生命终结状态令人多了几分接受的坦然，而人自主地走向死亡则又潜隐着另一种人生信念――观照自我，爱惜生命，但也将名誉、爱情、自由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翠翠的父亲作为一个屯防军人，本性中的刚勇使他在“结婚不成”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约翠翠的母亲一同逃去，后来则在维护名誉与坚守爱情的两难境地中，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求得两全，服毒自尽。翠翠的'母亲在殉情前起了怜悯之心，忍受着世俗眼光及规矩束缚带来的羞愧，产下腹中的小孩后才步了那军人的后尘。这种将纯洁爱情置于生命之上的态度，全然是人作为有灵性的个体对内在情感需求的观照，大胆真实而毫无作态。越是远离物质与喧嚣浸染，人们越能够自发地观照内心，回归本真自我。正如小说中所描述，即便是被视为特殊群体的小姐们在对待情郎水手们的背弃时，也会“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⑦，甚至于“在梦里投河吞烟”⑧，尽管这种方式在理性思维的审视下颇显糊涂，但在作者看来，却认为“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⑨罢了。作者再一次礼赞了人类纯良天性中的本真，每一个生命主体都浸润于宇宙大道之中，心灵是与其最为直接的感应所，顺应内心即是对天命的另一种顺承与通达。
主动的选择与取舍是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和对生命追求的笃定，同时更宣示着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人类生命的脆弱，提醒人们要敬畏自然，珍视生命。大老天保的死，在其父亲船长顺顺及二老傩送的主观意识中无疑是被掺进了人为因素，认为渡船老人对天保说媒之事的模棱态度及拖延是肇因，而实际上，即便是由于说媒未成才使天保决然做出乘船下行的决定，但在河中的浪起船翻也并非能为人左右，自然的力量及其神秘是不可测度的。尽管大自然有时带来的是灾难，如春水高涨冲走民居，雷雨击倒白塔，等等，但在作者的意识深处，对于这种自然力是持有敬畏之情的，对于原始的超验性的东西仍持有内心的虔诚，由“天保”与“傩送”名字中所寄予的含义便可略见一二，一个是为天所保佑着，一个是傩神送来之子，因此，作者在小说中赋予二人美好的体魄及人格品质：“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⑩当地人对于天神的重视本身也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但作者也并非完全将人至于这种超验之下，他一面感恩天神，一面也赞美生命个体的顽强，对于出身贫苦的翠翠的成长，倾注了欣喜之心：“在一种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11}，在讶异于冥冥奇迹的无限力量之余，更多的是对个体存在的体认与凸显，这表面上看似乎是天意与人心之间存在着某种错位与缺隙，但这也恰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
三
作者对于生活与生命状态的剖析并反思，一方面经由对死亡的抒写来获得，另一方面则直接体现在对茶峒山城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相比于有着曲折故事性的死亡抒写带来的沉重感，后者尤其显得琐碎及闲散平淡，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命的完整形态。这座小城，沈从文置于其中而同时又抽身立于其边上，将其视为一个生命观照点。
城中人的生活常态是静寂单纯的：“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各在分定一分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12}，就连戍兵营里也静得只剩下号角声。安分守己的每一天里，淳朴的人们唯一能够将生活往外延伸的，便是把思绪寄托在对已知人事的思索和对未知人事的企盼上。人事仿佛成了这被命定的每一分生活里的调味剂。
作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城外河街则是另一番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客店、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船具锅罐铺、水手职业介绍户等应有尽有。各行各业的运营为小城的一角增添了一分别样的喧嚣，然而，就连这些店家都是鳞次栉比且“莫不各有一种地位”{13}，在喧闹之中又是各司其职，忙而不乱，甚至在人际往来之中彰显着其有序的功能地位，使得小城的生活又添置了一分每个人均可得到的安定感。即便是作为特殊行业而面向商人及水手的小姐们也是切切实实地尽着职业的责任和义务，“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小姐，也永远那么浑厚”{14}。在这边城的商业地带里，凝聚的并非铜臭味，上演的也并非行业间的相互倾轧，而是源自安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
小城日复一日安静地承载着淳朴人们的简单生活，一切如其所是，人事的纷争与爱憎也未曾被放大，只是隐隐地如同云雾般缭绕在人们的每一个日子里，轻轻飘来而终将散去，而留下的永远是那青山绿水间的淳良之风。
死亡作为生命的断裂点带来的反思是沉重的，但作者轻轻透过人们的日常平凡生活也能够窥到人世百态。寂静中隐含着喧嚣，安定中也潜藏着不安分，但这一切都为这个带有梦幻色彩的、包裹着道衣的边城小镇所含融着。作者在人生百态中有所取舍地建构着心中的小庙，也阐发着最合乎其理想的生命观。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版，第63页，第63页，第90页，第64页，第90页，第90页，第70页，第 70页，第70页，第72页，第64页，第68页，第68页，第70页。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篇3：从《边城》看沈从文的创作风格
当我带着一种尝试的心情翻开那本曾被朱光潜先生称为“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被美国学者金介甫盛赞为“是世界上好多文学者永远要看，而且要给自己的子女看的”精巧的《边城》时，我的心情是怎样为这位在文学史上几度沉浮、几度受人非议的作家所描绘的一切而感动。于是在这种激情的诱发下，不禁斗胆提起笔来，谈谈我的一点感受。
?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不想再在沈从文是不是一个自觉的民主主义者、是不是把他的创作和时政紧密相连而达到“文以载道”的效果等问题上纠缠不清。我想说的只是作为理想主义者、作为抒情小说家的沈先生笔下描绘出的那种从容不迫的韵味和平静舒缓的格调;那种将诗和散文相融合，用亲切素淡的语言塑造的或者讲述人生的善恶与悲欢，或者歌唱生命与人性的艺术境界;那份无处不显示作者的聪灵雅静而又暗藏苦闷、孤寂灵魂的和谐。
? 记得冰心曾说过：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而作为青少年时代在湘西特殊历史环境下生长并且有士兵生涯的沈从文，正是将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亲身经历到的一切叙述于笔端。在我们眼前展现一幅幅宁静淳朴的田园诗般的湘西人民风情画，同时又寄托了他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各得其乐的人生理想。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主要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从他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是“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
在其代表作《边城》中，作者娓娓道出湘西的边境“茶峒”的住户——“老人、女孩子、黄狗”与“傩送、顺顺、天保”等人之间的故事，充分展示了湘西的古老民俗与人物的善良心地。无论是植根于当地悠远历史土壤里的“爷爷”那种自甘贫苦而生性达观、洞悉世情而信守天命的善良，还是在古老传统里出新枝、尚未沾染世俗尘埃的“翠翠”“傩送”那种初涉人世而摒弃旧俗、虽历风雨而其志不渝的聪慧，作者无不凭着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捕捉最能传神的自然景物于一体，达到自然与人性美的映照，并使自然景物的描写成为人物情绪的延伸和扩散。如成为大人的“翠翠”会在黄昏来时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而感到凄凉，从而萌生“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的意念。既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又暗示出人对自己命运自主把握的主题。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 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说起《边城》的人性美、人情美，首先体现在翠翠身上。作者所着重表现的是翠翠的品性美、童贞美和爱情美。他笔下的翠翠，与青山绿水作伴，心灵上没沾染一丝尘埃。她乖巧伶俐又带有山区女孩的淳朴，天真而不娇嫩，就如湛蓝的天空下刚长上青枝翠叶的嫩竹，而她在恋爱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爱美，则更是真切感人。从课本所节选小说的13、14、15章来看，翠翠对“爱”的到来是怀着既向往又担忧的复杂心理的。当夜幕降临，祖父仍“忙个不息”时，她心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她“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她担心在这个“规矩”中听歌的日子过去了，顿生“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的念头。而这正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理最细致入微的生动写照，洋溢着爱和美的柔情蜜意。包括祖父试探地问她“你试告我，愿意哪一个”时，她立刻娇嗔地把话题岔开，掩饰内心的真情，无一不包含一个初涉爱河的少女的羞涩。当翠翠想到自己走后，爷爷的孤独、凄苦、伤心与焦虑时，她又不免担忧起来。于是认真地说：“爷爷，我一定不走……”这是怎样一幅充满祖孙之爱的人间情画啊。作者用其清新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写出了湘西淳朴的社会风气。这种处处洋溢的自然、纯洁、真挚的人性美，同样体现在天保兄弟身上。作者既写出了他俩对爱情的忠诚、坚贞，又表现了他俩自我牺牲的美德。他们爱翠翠，都是以感情为重的。在他们心目中，爱之所在，与世俗的钱财、地位毫不相干，甚至头脑里没有这些概念。他们慎重选择爱人，但在自己的幸福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又能忍痛割爱，成人之美。正如小说所写：“弟弟一开口，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爱情本身有“排他性”，按茶峒的习俗也是不兴“情人奉让”的，但他们却都以互助互爱的德性，以一种作者所理想的优美健康而自然的“人生形式”，演绎出一曲平凡而崇高的爱情之歌，不能不让人为之动情。
沈从文在他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曾这样写道：“我除了用文学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须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着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他这样说了，他也努力这样做了，很有闭门编织理想梦、管他春夏与秋冬的味道。他的确为自己造了座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块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就是沈从文这位多产作家的所有作品中始终蕴涵的主题。不重在骂谁讽谁，不在模仿谁，不过是一种属于精神方面而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情绪的体操”。他的对农人和士兵的温情，他的对健壮、勤劳、诚实、善良、充满生机、具有各种人类美质的理想人的热爱，他的对勇敢、天真、爱美等人性美的讴歌，无不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从他文字的海洋中汩汩涌出。说他的作品带给人的是“暗香”，也正是因为他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风格而独具的特色。在我看来，这正是作家清新的故事中蕴藏的热情，朴实的文字中说隐伏的悲痛。时而含隐深沉，诉说着人世的悲凉与不平;时而慷慨欢悦，歌唱着生命和人性、风俗和人情，最终共同交织成理想的独具一格的乐章。这便是我眼中的沈从文，纯洁如天使，质朴像脱俗的“翠翠”“天保”“傩送”……就是活脱脱的跳跃在他笔下的人物——美丽如传说，神奇似仙境。而沈从文呢? 却退隐在人物事件背后，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会在他们的演变之中。他没有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郭沫若作品中那种直抒胸臆的强烈燃烧的感情，更没有作为思想家和斗士的鲁迅作品中反映国民灵魂的精深透彻，他只是怀抱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温暖的情感，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用人心人事作曲歌咏出别样的情致和韵味，以其缠绵委婉的曲调轻轻叩击你的心扉;又描绘出一个个动人的情境，产生滋润心田的诗的意境、诗的情绪、诗的韵律。
“在乡下住，黄昏时独自到后山高处去，望天空云影，由紫转黑。天空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色，夜尚未来。远望滇池，一片薄烟，令人十分感动。”作家在《长庚》中曾这样感叹。而此刻让我感动的却是幻想中的黄昏，我仿佛看到一枝驿外独放的腊梅，在朦胧的月色下微微浮动，暗香袭人……
篇4：从《边城》看沈从文的审美理想
【摘要】七十年前，远离主流意识的作家沈从文，以其优美、恬淡、超然的笔触，创作了表现中国另一地方、另一情景，具有纯朴民风民俗生活状态的小说《边城》，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独有的审美理想。《边城》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样，它所构筑的是一个远离世俗的美丽宁静与和谐的理想世界，一个未受现代文明冲击的，充满原始的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桃花源般的田园胜景。也即作者所说的理想的“希腊小庙”真是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他不仅体现着作者一定的审美理想和内心对人生命形式的完美期盼，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社会中的应有价值，特别是对当下构筑和谐理念的一种极好应和。
【关键词】审美理想 人性 真善美 自然和谐
一、关于《边城》的各种说辞
《边城》这样一部作品透视着沈从文的精神世界，自问世后，各种说辞不绝于耳。有人向往，有人礼赞，也有人批判说，是逃避现实人生，躲进“边城”无视血雨腥风。直至半个世纪后，有人论及《边城》是仍说;“《边城》回避或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冲淡黑暗年代的灾难色彩，把过去了的生活加以理想化、美化，差不多是有类皆备，无丽不臻，他毕竟写的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了!《边城》写得：“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然而论者的 这些说辞只看到了作品的优美形式，却没有看到优美形式背后隐藏着作者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忧虑，是在叹息之后对即将逝去的一切的留恋和惋惜，并且通过对自然的描绘，对边远小城的回忆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二、作者对完美生命形式的审美追求
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边城》所体现的作者对完美生命形式的审美追求。《边城》写于1933-1934年，此时沈从文从乡下到城市，目击了上流社会的堕落，下层人民的衰退和道德沦丧，他深感悲痛。他以“乡下人”的情结，产生了对都市里道德的堕落和人性的沦丧，对故乡渐受现代文明的侵染，以及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性美的快要消失的极度失望和不满。作者的理想是“我只想建造希娜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以引发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发一种燃烧的激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人性美的提升。可见，《边城》是沈从文展示了他心中诸多感触的情感寓居地，它的审美理想不仅体现在作者对原始古朴的桃源世界的自然美的向往，同时也体现在作者对至纯至善的人性美的礼赞。
先秦道家主张返朴归真，即回归自然，融于自然，这是他们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沈从文正是带着这种古朴的文化情绪走向文学创造的殿堂，用田园牧歌的手法描写了湘西世界的河流山川，风土人情，体现了生命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境界。《边城》触目皆是湘西的山色风光，花草树木，这美丽的'大自然也造就了这里和谐的民风于古朴淳厚的民情。在这里，吊脚楼清越婉转的歌声;端午节龙舟竞渡，新年狮子龙灯，十五夜烟火炮仗，男人在屋前锯木或劈树，柴像一座座宝塔一般;穿着兰布衣裳，胸前挂着白布扣花围裙的女人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切总永远那么寂静所有人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在作者的眼里，这里是不着雕饰的世界，连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始终被以为是丑恶现象的妓也在民风醇厚，民情古朴的边城闪烁着富于纯美人性的光芒。即便是农家的黄狗也富于人性和人情，与它的主人同悲同喜，同爱同憎，具有自己的一份哀乐，原始的狗性已被自然古朴的人性淳化了。狗亦如此，况于人乎?很会勾画风俗画的沈从文，以其内里的深情砌筑了一种极富田园诗情的自然人文环境：自然，古朴，优雅，淡泊，宁静，闲逸。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然的生灵，天，地，人，这一切都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
天人合一的大同世界，其核心的人性的善美。沈从文在《边城》茶峒“希娜小庙”中，供奉的就是这样的善美的“人性”，即“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来谱写“完美人生形式”环境中完美人性。
小说的主人公老船夫就是“善”的化身，是边城世界的公仆。他撑渡船五十年来，白天黑夜，忠于职守，从不耽误客家赶路。尤其是更有一颗慈祥善良，对生后无限热爱的慈父之心，和“孤雏”翠翠相依为命，疼爱着她，让她快乐，给她唱歌，逗她乐趣，更多的是为他担惊受怕。在对待翠翠的爱情婚姻问题上，老船夫始终以一颗未被尘世污染的“童心”去面对这一切。他要考虑的是翠翠的幸福，要把翠翠给那个能在夜晚用歌声打动她的人。这些闪光点正体现了沈从文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开出的“童心”药方，正如他在《青色魇黑》中写道的：“共同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的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发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用事实继续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这种认识始终贯穿在他的一切文字里。比如另一个很富有的船总顺顺，尽管很有钱，但从不吝啬，用钱去救助那些贫困的人们。喜欢结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夫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士兵，游学的文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相助。在边城，金钱并非万恶之源，并不是人性丑恶的表达方式。作者将金钱与人性交织在船总身上，以金钱来衬写他高洁豪爽的人性美。金钱成了完美人物身上的人性人情的一种手段。“完美的人生形式”或穷或福，金钱都无足轻重。贫穷的老船夫和富裕的船总都是“真善美”的化身。
边城这种纯美的人性，在年轻一代身上也隐隐的继承着。翠翠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在、也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最多的一个艺术形象。首先，作者着墨于外在美的描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双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了一个眉清目秀，温柔聪慧，且带有几分矜持，几分娇憨的少女，她的一举一动都透着自然地灵气与人性的纯美。然而翠翠身上最美的还在于她的那段“谁都没有错的”哀婉凄美的守望爱情。她矢志不移的爱着傩送却一直将它埋藏在心底，即使期间因为种种差错，傩送离去了，可翠翠依然等待着，等待着，一颗忠贞不渝的少女的心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永远的跳动着。翠翠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省份。在这里爱与被爱都是极其自然的。既没有外力的压制，也没有金钱的铜臭。文中最后特意写，傩送“也许明天就会回来”，不仅给予了作者希望这种纯美的爱情能够茁壮成长，不被扼杀的愿望，同时也暗含着古老湘西世界的自然美、人性美也许明天就会重建。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于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歌颂挚爱亲情，与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哪“和谐纯美”的远古社会。
三、现代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自然和谐
沈从文之所以在这里构筑了“完美人生形式”的“希腊小庙”，其原因是他日益清晰地看到了城里人“道德的愉快”和“伦理的愉快”更多的是物质感官的刺激，是以牺牲传统道德为代价的，看到了现代文明与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对真善美人情的污染与侵蚀，看到了现代都市人丑恶的灵魂和虚伪的情感世界而焦虑与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传统道德日益却失的今天，《边城》的当下现实意蕴便尽显出来。它给有良知的现代人以力量和勇气继续追寻梦中的“希娜小庙”并坚定地走下去，给道德沦丧的现代人以鞭挞，使其走出物欲的牢笼，回归人性的自然美，除去现代文明中精神世界的商业化倾向。它昭示人们，《边城》中的人性善美，自然和谐，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小说的审美理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图式，由此可见七十年前沈从文之浓厚深沉的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篇5：从《边城》看沈从文的理想人生形式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他对湘西有着深切的热爱，多侧面多角度地向世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湘西世界。他以既浪漫又写实的手法，描写了边地生活和人性的牧歌情调，其中《边城》便是其艺术成就和小说风格的杰出代表。在作品中，作者以优美的文字、真挚的笔触，建构了一个美好的湘西世界，同时作者又以现代人的理性眼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审视、观照故乡和传统文化，透过边城人民身上的人性美，洞察了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消极等待、迷信、愚昧的缺陷，意在呼唤健康人性的复归，建构理想的人生形式。
一 审思《边城》
“《边城》的出现是在1934年回到家乡，探望母亲时，看到文明的脚步已玷污了故土，是对乡土的热爱经压抑下的圆梦创作。在《边城》题记上，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为了使湘西能存真去弊，使湘西的未来更有希望，于是他写下《边城》，希望借助文字的力量，除去湘西由于贫穷、烟毒、内战带来的不良影响，再建一个美丽、平和的理想湘西。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意图，“不是逃避现实，也不只是思古怀旧，而是痛感于当前现实的黑暗，企图将过去生活的美对照现实的丑，让人们来鉴别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启发人们弃恶向善，舍丑求美”。
《边城》是沈从文美丽的乡土梦，反映的是湘西一个边远的小城——茶峒20世纪初叶的社会风貌，他用了环境、人物、生活构造这个乡土梦，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描述了湘西特有的民风民俗，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作品如数家珍地道出了茶峒的乡土风情，塑造出如老船夫、顺顺、翠翠、傩送兄弟等具有典型意味的乡间人物，并用精致流畅的笔调编织了柔美纯净的爱情故事。
《边城》充分体现了沈从文朴素的叙述与幽雅田园式的抒情艺术风格，他用自然景物烘托人物，叙述方式节制凝练，故事情节浪漫凄美，心理描写简单生动，处处呈现出含蓄的情感氛围。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二 《边城》中理想人生的寻觅
为了实现文学梦，沈从文怀着对知识和理想的渴望来到了都市。然而，纷繁的都市却让他感到疏远、寂寞，这使他对故乡充满了怀念之情，于是，早年的沈从文，以极其清新的.格调和优美的文笔，以“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魅力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描绘了他的家乡湘西那个偏远山乡的风土人情。他所描写的《边城》中的一溪一楼满街风情，到处弥漫着“小乡城”特有的文化气息。沈从文以独特的风格，深刻地把握了文化深层结构，表现出“小乡城”勃发的生机、自然的纯真，显示出毫无心机的天性，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无怨无悔地生活着。作者对“小乡城”所具备的鲜活生命形态充满了爱慕，这是他所认定的有价值的生命。
沈从文怀着构建理想人性的伟大抱负，深入到对人性、生命的探索，努力平衡各种现实的与心灵的冲突。《边城》这个故土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地域故土”和“理想人生”，创作上经历了“地域故土”的失落和“理想人生”的寻求两个过程。略带甜意的回忆是作家早年亲历生活的“地域故土”，而“理想人生”则是经过作家的现实观察并进行加工而形成的理想湘西。
湘西文化哺育了沈从文，但乡村文化的落后，又使他决心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现“理想人生”。都市文明的诱惑令他感奋，乡村文化被都市文化同化变异的比照，引起他复杂的情思。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乡村与都市永远不能合而为一。沈从文深爱自己的故乡湘西，他反感都市文明中的浮华，相比之下，他更加怀念家乡人民的纯朴善良，但也深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而忧虑，这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为：由对都市现代文明的失望变成对故乡人民的赞美。这种文化选择在沈从文作品中总是显示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刻骨铭心的恋乡之情让沈从文以饱满的热情去歌颂湘西故土的人性美，以诗一般的语言来描绘边地湘西的山水风情;而另一方面，随着沈从文从乡村走入城市，其文化修养随环境以及阅历不断提高，看待人生的角度也在不断地成熟，因而人生理想也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升华，因而在赞美故乡人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湘西人当前的生活状态，严肃地揭示了当前故乡人真实的生活形态和日趋麻木的心灵。虽然这种认识令他痛苦，但沈从文还是清醒、客观地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这种危机。
沈从文对故土的挚爱，使他迫切希望故土有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和“健康人性”，但是，面对现实的“地域故土”，沈从文深切地意识到：在他所深切怀恋、无比怜悯热爱的故乡人身上，他心中理想的人性美，在现实湘西中已经找不到或者差不多消失了，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幻想来编织理想的人生。面对“地域故土”的失落，他从“乡下人”生命中含着的善良热情、勤劳质朴，以及他们表现出的纯真爱情上寻找答案，并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一个“理想人生”，表现一种完美的生命形式。这种对“理想人生”的渴求，在沈从文因母亲病重重返湘西后，变得更为强烈。归乡后路途的所见所闻，那份浓重的乡土悲悯情怀浸透了沈从文的全身：“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抱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庸俗人生观……‘现代’两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沈从文回忆中的经过自己情感净化升华的“地域故土”已荡然无存，在故乡的土地上，看到的是没有文明的黑暗，看到的是愚昧和落后。原有的朴素和善良，需要他在作品中寻找和构建，他也感到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为了这再来的春天，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理想人生，唤起雄强的做人意识，沈从文坚定了寻求“理想人生”的决心。
沈从文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十年，受新思想文化的影响，他是用现代眼光去审视故土的落后与停滞的。那块土地的人们，数十年如一日，庄严自在、无比自足地生活着，这让沈从文感到无比的悲凉。这种“自在”的、原始的、尚待开发的人性，让沈从文陷入深深的思索。乡土寄予了他的理想，却与现代的发展趋势不协调。带着这种寻觅，沈从文着手写返乡前已开始了的《边城》。
在《边城》中，沈从文刻意加重了对故事发生时间的模糊处理，旨在突出故事发生的环境，这主要是为了突出表现沈从文所期望的理想人生形式。故事发生的时间有意处理得相当模糊，使人感觉到这一故事似乎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尽管在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时间线索，但这些线索不具有确定性，使人不由自主地去寻觅，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在不确定性的时间里，寄予一种理想人生形式，使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使人感觉到故事中的人物似乎生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人们能触摸到他们的声息，但又仿佛生活在读者的想象与梦幻中;使故事传达出浓厚的牧歌情调，表达出沈从文的理想人生形式，这种理想人生形式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即传达出沈从文“共通处多差别处小”的共通人性，“生命流传，人性不易”“人性皆善”的完美生命理想。
三 《边城》中理想人生与现实的冲突
为了给完美的“理想人生”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沈从文在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上，充分运用了“实景”与“梦境”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把自己的理想融合到曾经存在于湘西的古朴人性中去。因此，《边城》对沈从文而言，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它充满了作者对未来的希望，诠释了作者对理想人生形式的理解。在《边城》中，沈从文用精致的文笔描绘了湘西边城世外桃源般美丽的自然风光，旨在表现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社会。小说让人物与自然和社会的背景和谐地融为一体，构成完美的“理想人生”。可以说，《边城》寄托了沈从文对理想世界的完美追求，试图以此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希望当时安于现状的国人能够再次崛起，这是沈从文所梦想的理想人生形式。
《边城》具有由人性美的文学理想向现实土壤回归的过渡意义，作者对理想生命形式的审美追求贯穿在整个作品中。沈从文认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边城》中，翠翠是沈从文笔下完美的、理想化的少女形象，她集各种美好品质于一身：“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边城》虽然是沈从文苦心觅求到的最完整的“理想人生”，但作品忧郁的结尾却让人体察到作者对它并不完全感到理想。在《边城》中，翠翠的爱情存在两个阻碍，即人与人之间的思想隔阂和金钱价值观念。小说发展到后来，由于天保出走溺水，造成翠翠、老船夫与顺顺、傩送之间的误会，导致了翠翠爱情的悲剧。作品中最能体现边城受文明侵蚀的就是王乡绅的那座陪嫁碾坊，它是现代物质对纯朴人性彻底改变的象征。旁人议论二老婚事时，将碾坊与渡船指代有碾坊作陪嫁的团总女儿和以摆渡为生的翠翠，以物质来衡量婚姻的好坏，给纯净的爱情增加了现实庸俗的意味。“事弄妥了，好的很呢!人家有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二老怎么样?可乐意”，“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房，要渡船吗”。碾坊是一种财富的代表，这些对话表现出碾坊对人们的诱惑，它也是翠翠与二老爱情的破坏者。世俗的利益考验着二老的心，碾房的出现，象征着现代文明已开始浸染这块纯净的土地，同时表现出沈从文对现实的无奈——完美人性在现代价值观念面前显得脆弱无比，也表达了现代浪潮对传统社会的侵袭使沈从文深感忧虑。
总之，《边城》是一部有写实因素的作品，沈从文在其中不仅仅只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有着更大意义上的人生寄托，它融入了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因不能自主把握人生命运而继续着悲凉人生的认识和自身生命遭受种种压抑的内心感慨和人生情绪。《边城》的创作为传统湘西走向世俗唱出一曲挽歌，表现出沈从文完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展示了他“生命重造”的理想。
参考文献：
[1] 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 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版。
[4] 沈从文：《龙朱集》，岳麓书社，版。
作者简介：
张先锁，男，1963—，江西九江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公共语文教育，工作单位：九江职业大学。
张先成，男，1970—，江西九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单位：九江职业大学信息学院。
篇6：从《边城》中的爱情悲剧看沈从文的文化意图
摘 要：沈从文在其代表作《边城》中，构建了一个如田园牧歌般清新纯美的童话世界，并以此为背景叙写了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与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的爱情悲剧，凄美动人。本文从小说中故事开展的环境所体现出的悲剧性出发，深入分析了小说爱情悲剧的原因，并由此探讨作者沈从文的文化意图和文学理念。
关键词：边城 沈从文 爱情悲剧 悲剧性 文化意图
《边城》是沈从文最优秀的一部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丽的边远小城中的爱情故事。整个小说都融化在童话一般的色彩中，明净澄澈，却含着淡淡的忧伤，隐伏着浓浓的悲剧感。沈从文在小说中构造的环境是理想化的、不稳定的，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也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现实原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人性、传统文明与民族未来的关注和对社会、文学的反思。
一、爱情悲剧的环境建构
汪曾祺曾在《读<边城>》中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沈从文在《边城》中构建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却又是理想化了的。在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边城所发生的爱情悲剧，其部分原因正是这份童话般的不真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与矛盾。
“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在小说开始部分首先建造了一个由三方面组成的“童话世界”，这也是展现翠翠爱情的主要环境，随后辅以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边城这个大环境，语言中又常常影射当时被战乱和商业文明所包裹的中国社会，由此建构出一个立体的、由三重空间构成的环境，这样多层次的环境有利于小说情节的开展，提升文学文本的意义层次，但是它也带有深刻的悲剧感，是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小说中的“童话世界”是不稳定的，本身具有悲剧性。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三个密不可分的个体组成了一个看似完美和谐的世界，但这个世界的平衡是注定要被打破的，老人注定要死亡，翠翠注定要嫁人，当其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化，或是有陌生人闯入这个世界时，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小说中爱情开展的环境自开始便带有不可避免的悲剧因素，洋溢着美丽又渗透着忧伤。
其次，小说中的“边城”是作者在现实基础上加以想像和虚构的结果，并非完全真实存在，注定了它不可能存在持久的生命。沈从文非常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在文学创作上主要体现为内容与政治的分离，《边城》中的故事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严重脱离的。“边城”以未被战争、政治、商业毁灭的湘西为原型，体现出一种未被现代文明所沾染的纯洁感，但在沈从文写作《边城》的年代(1934年)，真实的湘西虽仍然保有美丽与清新的外表，却已被现代文明浸染，淳朴原始的生活被利益与人情世故取代，“边城”不过是沈从文面对都市时对湘西的记忆与想象的化身，他面对真实的湘西时的失落感可以在其《湘西散记》明显看出。由此可见，沈从文为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所构建的环境是不真实的、脱离现实的，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注定要被现代文明毁灭的，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出的爱情，自然也不会稳定持久，蕴含着深深的悲剧感。
当这具有美丽和忧伤色彩的环境融入沈从文那朴素清丽、自然明朗的语言中时，《边城》的不真实与理想化便得到更加深刻的凸显，沈先生文字背后的哀伤和对民族的追忆与迷茫也从幕后走了出来。但是，《边城》中人们的生命形式与生活形式是高度统一的，翠翠的悲剧并不仅仅源于环境构建中的悲剧性因素，更包含了人性和文明等现实性的深层原因，折射出沈从文对社会、对文学的深入思考。
二、 爱情悲剧的深层原因与文化意图
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①翠翠的爱情悲剧有着多方面的现实原因，而这些也正是小说深刻悲剧感的'来源，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
1、人性的孤独
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曾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②
《边城》中的人物都有着鲜明而美好的人性特征：爷爷真诚热情、耿直大方，翠翠单纯可爱、天真活泼，顺顺豪爽洒脱、正直慷慨，天保心直口快、和气忠义，傩送聪明美丽、真挚爽快，甚至连船上的妓也重义轻利、钟情守信，整个边城的人民是淳朴真诚的，到处洋溢着安静和平的氛围。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沈从文曾多次在作品中对这种纯朴自然的人生形式予以高度赞扬。
但是，《边城》中的人物虽都有着健康而优美的人性，有着亲情和爱情的羁绊，看似亲密，但他们在灵魂上实则是相互孤立的，这种灵魂上的隔绝状态导致了淳朴环境下、美好爱情中的一条条裂缝，最终串联在一起导致了悲剧结局。例如，爷爷关心呵护着翠翠的成长，却不懂得翠翠青春期少女的想法和心属傩送的真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坦诚地交谈过，这不仅误导了天保，也造成了爷爷知道实情后的犹豫行为，最终被接连的打击击倒;而翠翠和傩送虽然两情相悦，却始终没有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翠翠的害羞被动、傩送的消极不主动使得他们的爱情从开始便不是对等的交流，以至于翠翠甚至不知道是谁在向她唱歌求婚;而且，翠翠的天真害羞使得她对爱情采取了被动逃避的态度，致使天保得到的答复含混其词，进一步导致了天保和傩送的竞争，从而加速了悲剧的产生。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上是他们缺少灵魂上的交流而导致的结果，是悲剧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沈从文赋予了小说中的人物以美好的人性和纯真的心灵，他们善良、真诚、相互爱护、不愿伤害他人，但是翠翠的爱情却以悲剧收尾，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感与矛盾感，在暗指悲剧的原因不在于主人公的内心和偶然的命运因素，而在于外在的物质力量和相互之间的精神力量的同时，突出表现了其对美好人性的歌颂和对“真”与 “爱”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孤独的深入思索。
2、文化的冲突
爱情悲剧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文化冲突导致了从属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不理解与误会。
一方面是翠翠和爷爷所代表的原始文化与团总女儿和磨坊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冲突。翠翠与爷爷在自然、淳朴的边城中生活，体现的是边城的原住民文化特征：寂静和平、单纯寂寞地生活着，热情慷慨，多赠送的情分而少金钱的功利。乡绅女儿的新鲜打扮和作为陪嫁的磨坊则最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文明的商业性质和世俗特征。而处于两者文化之间的傩送走南闯北，受到了现代文化的熏染，虽仍保持着边城人民的淳朴热情，但身上的原始特性已有所消失。因而，在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之下，如同文化的必然对立，翠翠与傩送虽相互倾慕却似乎总有些“不凑巧”的巧合在离间着他们之间的情感。
另一方面则是苗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汉文化)的冲突。爷爷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在面对天保的求亲时，想的是“照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要求天保按照苗族传统求婚;而中寨人有意与顺顺结亲时，则是派乡绅女儿与乡绅太太亲自前去查看作为陪嫁的磨坊和傩送。爷爷式的传统是典型的苗族文化，而中寨人的做法则代表了日渐渗透并取代苗族传统文化的外族文化特征，两者的冲突其实也是一种精神文明的冲突，在两者的对比下，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意味更显浓重。
1934年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生活上的变化引发了思想上的激荡，沈先生对现实的思考也流露在《边城》中。正如他所说， “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④他向往自由、健康、甚至带有些许愚昧的人生形态，在文化冲突中选择了传统文化，并将这冲突表现在作品中，希望能够进一步引发读者对现实社会的注意与思索，期望能够探索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
3、现代文明的入侵
我认为翠翠的爱情悲剧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文明的入侵导致了边城原始文明的剥离，“边城”的逐渐消逝影响到了原有文明圈内的个人。
《边城》开始部分描述边城是“有秩序”的，人民“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然而，在小说结尾部分，作者又借经历了整个变动的杨马兵发出了“时代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的感慨。可见，现代物质文明、现代政治对这个地方的平凡人物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实因素不断反映在小说中，“印花布”、“美孚灯罩”等工业文明成果的出现，傩送与中寨团总女儿的亲事对傩送与翠翠的爱情的冲击等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现代文明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改变了《边城》中人们的命运，翠翠的爱情悲剧不过是众多被改变的命运中的一点影子。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边城所代表的原始、淳朴、安静和平的传统文明、以及那种有别于都市的完整、协调的独立环境必然消失的命运是沈从文着重表现的，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这样说道：“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企图通过展现湘西民间社会与传统文化之美，告诫读者中国的生机在民间，中国的希望在民族传统中，倡导人们向民族的辉煌历史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作者试图通过对中华民族逝去历史的追忆和对目前状况的批判，引发人们对自身、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优美的爱情悲剧之后隐藏的是作者炽热的爱国之心和深刻的文化关怀。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
[2]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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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介甫[美]，《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6]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
注解
① 汪曾祺.《又读<边城>》，见《汪曾祺文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② 金介甫[美].《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③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刘洪涛.见《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④ 沈从文.《序跋集·<篱下集>题记》，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33页.广州：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
篇7：从生命形态看《边城》的生成意义
摘要：生命体验对于作家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往往会成为作家文学风格形成的决定因素，在作家文本中也会体现出生 命体验的形态。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这些文本普遍表现出对个体命运和生存的关注。本文即从生命形态的视角对《边城》进行解读，在对作家、作品分析阐释的基础上，希望能深入理解《边城》的生命内涵及独特韵致，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念对于现代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体验;生命;悲剧;和谐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现代性与大屠杀进行了理性分析，将现代性与大屠杀并置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有力的警示：“现代文明在带来社会发展的同时，又同时构成对传统文明的极为有力的挑战。”人类的现代性进程昭示出，生命意义的再阐释和反思以及对于生命形态的和谐性追求，成为人类必须予以慎重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这一严肃问题引起人们注意，所以这次以生命形态为出发点，对沈从文《边城》进行解读，抵达作品的深层意蕴，更好地体认《边城》的生命内涵及独特的内在韵致，探讨其对现代人的启示意义。
一、生命体验中的“人”与“现实”
生命体验是一种体验过生命的展现，它源于对生命和生活的把握。对于“体验”，张岱年先生指出：“兹所谓体验谓之以身验之，或验之于身。体即身体，验即查验。就身体之所以经历而虑查之，谓之体验”【1】。人类只要生存，便要寓之于现实之中，人类文化就是在个体生命与现实的不断冲突和磨合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问题就成为了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对个体存在的生命真实性追求形成蔚为壮观的文学创作潮流。20世纪初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率先提出“文学是人学”主张，对以个体存在的生命追求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兴起后，依然有许多作家执著于对个体生命的追求。沈从文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沈从文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书写着生命的篇章，致力于生命的言说。《边城》问世后，许多人都为其中描绘的那种优美而不背乎人性的湘西景物所吸引，整部《边城》就像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形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言说。吴投文先生将其归结为“生命诗学”：“生命诗学在这里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大致的含义是指直接指向人的生命，以生命的关照为核心内涵，展示生命的形式。同时赋予生命以审美关怀，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艺术世界。生命诗学强调文学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关怀，文学形式是主体生命扩张、情感外化的生命形式，也是对生命进行审美观照的物化形式”【2】。确实，《边城》的内在核心就是生命，但是《边城》不仅仅是一部“生命的诗学”， 更是对人类理想生命状态的诗意陈述。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看，
《边城》所体现出的内在的生命的张力，从本质上说就是沈从文“精神价值”和“生命体验”的凝结。
二、生命构成中的悲剧意义
苏珊·朗格指出：“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这时作品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作为现实的生命与艺术的生命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辨清到底自己最向往的是哪种生命。因为这种抉择的无奈与彷徨，很容易造成最终的悲剧性的结局。《边城》在其艺术形式上是独立的，是自足的，它悄然立于人世之上，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可是，边城中的一切又是具有生命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有着自己的感觉、知觉。事实上，这个桃园世界是沈从文在自己的观念中创造出来的，《边城》所发出的声音正是沈从文心灵的回声。
《边城》的生命气息是浓重的。沈从文以牧歌式的笔调咏叹了湘西这片净土的美好，任何一个形象都焕发着“美”的光辉。《边城》中有一个令人神往的桃园，在那里白河轻轻地流着，河的两岸早已满是桃林，人们便在这桃花源中快乐自足地活着。一切总是那么的.静寂，那么的自然。桃园的宁静又增加了人对“人事”的思索力，每个人似乎都怀了一份对于爱与憎的必然的期待。一切又都是“善”的，人们仿佛真的在自己的人生的美梦里过着自己的日子。有人讲，人类最早的崇拜是从自然开始的。这里的
自然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融合，是自然界和生命之终极人性的融合。在《边城》的一开始，沈从文便陶醉于对湘西优美的山水景物的描绘。在沈从文看来，优美的自然环境与那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是一致的，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塑造一个和谐的境遇。他把人世的、自然界的一切冲突淡化，而倾力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关系。
沈从文通过《边城》展示的生命形式是跨越时空的，既不停留在过去，也不停留于现在，对于未来这种生命形式也是未定的结局。《边城》体现出的生命形式本身的内核“和谐”，在文本的前后形成了一个悖论。这种从“和谐”到“不和谐”的过程足以引起现代人深深的思考，自己是否也因为现实的威胁而自我扭曲了自己本初的生命形式?这或许就是《边城》的深层意蕴所在。
注释：
【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三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518页
【2】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北京:东方出版社,.第161页
参考文献：
[1]、[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
[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三卷)[C].北京:商务出版社,1975.
篇8：从《悲剧心理学》看朱光潜的悲剧美学观论文
从《悲剧心理学》看朱光潜的悲剧美学观论文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留学法国的毕业论文，也是我国现代第一部研究西方悲剧理论的专著。这本著作在对各种西方悲剧快感理论批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融汇中西，折衷调和”的创新性见解。朱光潜的悲剧观强调欣赏者的主动参与，站在独特角度，探求欣赏者的心理反应，无疑是一大创新，但其站在审美经验里所谈及的审美体验，也与现实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本文主要从悲剧快感和悲剧精神两个方面探讨朱光潜的悲剧美学观。
一、悲剧快感的由来
在《悲剧心理学》第一章也就是绪论部分就谈及到了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悲剧这个问题，我们的天性使我们被美好的东西所吸引，流连忘返;在现实生活中，痛苦和灾难可怕到让人躲避不及，而悲剧中的痛苦和灾难却能给人带来快感，悲剧中的事物总能在不知不觉间引起人们审美体验，其中的痛感是如何转化成快感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朱光潜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他先是介绍了以法国学者法格为代表的“恶意说”，“恶意说”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观看悲剧源于“人是稍稍有些变化的野蛮的大猩猩的后代”，正是因为人们内心的这种邪恶力量使得人们在观看他人遭遇灾难时感到快乐，也正是因为这种快乐而产生快感，不为痛苦和灾难所动。与法格“恶意说”相对立的则是以英国学者博克为代表的“同情说”，“同情说”则认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则是在悲剧的观看中体现出来了，幸运的人们因不幸人们的遭遇而感动同情，不幸的人们因不幸的遭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言外之意，人性善是喜爱悲剧的首要原因。
朱光潜否定了“恶意说”和“同情说”，认为两者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们混淆了现实苦难和悲剧苦难之间的区别，混淆了现实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区别，当然并不排除有人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观看悲剧，也不排除有人抱着同情的态度加以欣赏，但这终究不是促使痛感转化为快感的首要原因。从而，朱光潜更加确定悲剧快感是独立于个人利害得失之外的审美体验，否定了人的善与恶对悲剧快感产生的首要作用。他认为悲剧快感是由于内心的痛苦在悲剧中被感觉并得以表现，致使积存在内心的紧张复杂情绪被演绎、释放出来，从而得到缓解的过程，也便是悲剧快感产生的过程。站在心理学角度加以分析，视角独特，体悟深刻。
二、悲剧快感产生的原因
1.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
朱光潜的悲剧美学观强调欣赏者的主动参与，是一种主动感化和陶冶，不是填鸭式的灌输，是对欣赏者审美过程心理反应的探讨。在审美体验的过程中，既需要同情，又需要清醒与自制。古今中外，也有不少因观看悲剧时同情主人公遭罪而怒冲上台报仇的人们，显然其混淆了现实与悲剧之间的差异。同时，也不难看出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之间确实难梳理清晰，但其确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要求人们在欣赏悲剧的时，要保持投入的同时拥有理智的头脑。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光潜特别推崇“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文艺作品”。
同情也被用来指审美观照中的同情模仿，即：移情。按这种说法，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是相互吻合的，但究其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①道德同情中主体能够清楚的意识到与客体的差别，而在审美同情中两者的界限较为模糊;②道德同情完全离不开主体整个的.精神气质，而审美同情是完全脱离功利活动之外的;③道德同情通常会引起一些实际效果，而审美同情则完全是心理精神活动，不会引起任何实际效果。悲剧欣赏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同情。
此外，悲剧的不同剧本、不同演员、不同背景音乐等因素不同，悲剧同情也是不同的。观众和演员应是“旁观型”和“分享型”，观众对于悲剧的受感染程度也会引起不同的审美同情。无疑审美同情的确能够有助于审美悲剧快感的产生，但其并不是唯一因素，纯“旁观者”型的观众依然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方式欣赏悲剧。湖南台自制的一档真人秀节目，就是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看周边人的反应程度，有夫妻之间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顾客和服务员之间的，用一种审美同情来呼唤人们的道德同情，当然拍摄现场也不乏纯“旁观者”型的看客，毋庸置疑，对于纯“旁观者”来讲，其所领会到的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都是微乎其微的。
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将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建立在“旁观”基础上的欣赏，和剧情拉开一定的距离，可以使人们以一种更加理智的态度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2.观照和行动
在看到灰姑娘的悲惨遭遇时，我们产生了同情;在看到灰姑娘嫁给王子的那一刻，我们为她而感到高兴。可见，不光审美同情能够产生悲剧快感，观照也是产生悲剧快感的另一重要因素。
对悲剧的审美究竟是日神式的观照还是酒神式的行动，朱光潜的这一理论深受尼采的影响。在尼采的哲学理论中，酒神是在被日神点化之后，成为了艺术之神。而朱光潜则更强调的是日神的观照，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沉思者、一个旁观者、一个崇尚日神的人。在1947年，《看戏和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一文中，朱光潜就看戏——旁观者角度，演戏——分享者角度加以分析，突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理想。可以更进一步，用儒道两家的思想加以说明，儒家强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重行动;道家则强调“无为而治”，重观照。不难看出儒家既演戏也看戏，而道家则只看戏，朱光潜的悲剧审美则更契合道家思想。“人生苦恼起于演，人生解脱在于看”充分表现出朱光潜融汇中西、折衷调和的人生观。
3.心理距离说
悲剧的欣赏是欣赏者带有一定的审美同情，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观照，这种距离是欣赏过程中十分必要的一个环节。朱光潜认为悲剧只是一种艺术样式，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艺术样式恰恰又是从现实的痛苦和灾难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因此，在欣赏悲剧的时候，应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给予观照和审美同情，这种距离产生的美也是必不可少的，若即若离。
“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悲剧，正如词典里没有诗，采石场里没有雕塑作品一样。悲剧是伟大诗人运用创造性想象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它明显是人为的和理想的。”悲剧都是对现实生活的“过滤”，是距离化的现实生活，这种距离，使得悲剧与现实生活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怎样使得审美观照达到最好的效果，是悲剧创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悲剧的创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要基于现实生活，从而产生审美共鸣;另一方面，悲剧的创作要想产生悲剧快感，又必然要高于现实生活。布洛提出“距离的自我矛盾”，最理想的距离就是：就是最大限度的扩大距离，又要最大限度的缩小距离，重要的是把握好度。最理想的观众就是：既要做好分享者，又要做好旁观者，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理智。
三、悲剧快感产生的效果
朱光潜认为悲剧快感应该是“我们先感到面对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也就是说，在欣赏悲剧时，我们先产生的情绪是建立在面对痛苦和灾难的恐惧，之后慢慢平复心里才产生怜悯之情。同时，悲剧感和崇高感之间也是紧密联系的，朱光潜强调悲剧中的痛苦是由被察觉到被表现出来，淤积的苦闷在宣泄和释放之后得到了悲剧快感，之后崇高感随即而生。崇高感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悲剧和其他崇高感一样，能够引起心灵的震撼并给予人强大的力量，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怜悯来减缓恐惧。
然而怜悯和恐惧也是缺一不可的，在观看恐怖片时，我们也会因画面的凶险可怕而产生恐惧感，但这种恐惧并没有伴随着产生怜悯，因而恐怖片只是一种娱乐而非艺术。
综上所述，朱光潜对尼采的接受体现了融汇中西、折衷调和的思想。在《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基于深厚的国学底蕴和成熟的文学素养，以独特的观照视角和思维模式，在对众多西方理论的批判之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真正做到了“融汇中西，折衷调和”。朱光潜85岁时说他自己，“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
篇9：从《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看生命美学的发展
从《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看生命美学的发展
生命美学诞生之初,由于没有正确阐释“生命”,引起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争论.<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为生命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它是生命美学的纲领性文献;生命美学是美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生命美学突破了本体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的局限,成为价值论美学,力求固守人生价值,追寻人生意义;从人类生命的角度研究美,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课题,虽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仍有许多体系性工作亟待展开.
作 者：刘罡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贵州,贵阳,550001 刊 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5) 分类号：B83 关键词：生命美学 纲领性文献 第三条道路 价值论 人生论篇10：从主体―对象范畴看实践美学的生命活力
从主体―对象范畴看实践美学的生命活力
主体-对象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全部问题的核心.因此,重新阐释对主体-对象范畴,论述美感和美是审美过程中主体和对象相互作用的.共生现象,分析美感和美的丰富性,说明实践美学的生命活力尤有必要.同时,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对主体-对象范畴的理解所出现的一些扭曲现象.
作 者：习传进 作者单位：荆州师范学院英语系,湖北,荆州,434020 刊 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3(2) 分类号：B83-02 关键词：主体-对象 本质力量 对象化 丰富性篇11：从《李潮八分小篆歌》看杜甫的美学观
从《李潮八分小篆歌》看杜甫的美学观
《李潮八分小篆歌》是杜甫杰出的歌行作品.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喜瘦硬、重骨力以及崇尚高古意趣这两个方面的艺术观念,既是针对李潮的书法作品而发,同时也体现在杜甫其他一些评论书画的诗作当中;这也是杜甫本人诗歌创作的美学追求.
作 者：翟景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刊 名：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SU LIANHE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0(4) 分类号：B830 关键词：李潮 瘦硬 高古篇12：从福比尼《西方音乐美学史》看中西音乐美学观的差异
从福比尼《西方音乐美学史》看中西音乐美学观的差异
从福比尼《西方音乐美学史》看中西音乐美学观的差异丁 鹏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福比尼（意）写的《西方音乐美学史》是用较为客观的视角来写西方音乐美学史的。书中尽量引用各种各样的文献，而减少用作者自己的话来概括；减少标题性或引导性的文字，使文章较为难读。这一种写作方法，即通过大量数据来说明，当文章缺少标题性、引导性介绍时，读者的阅读效率会大大下降。当然，作者力求的主要目的是客观，因此尽力减少此类文字是无可厚非的。这种西方式的写作方式应该说在中国是很少见的。
《西方音乐美学史》一书内容丰富，比一般的西方音乐美学史书要充实。其论述的开始一直追溯到荷马史诗，到最后那些最新的、繁多的音乐流派和音乐美学流派。这些都是其它同类书籍所没有的，特别是中国。我们对西方当代音乐美学的研究所知是不足的，这本书能为我们提供这些资料。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49年后较为关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美学的成果。我们的《音乐美学基础》也很多引用的是如苏珊・朗格、卓非・亚丽莎、克列姆辽夫等人的理论，当然了之前因留日而关注如野村良雄为代表的日本理论家。近年，像达尔豪斯等西方重要音乐美学家我们也开始有所接触。但是，与本书所列举的数量庞大的人物中，刚才提到的仍只是冰山一角。
由于本书资料、人物众多，因此，作为一种资料是很好的，也展现了西方音乐美学史的全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书中看到的西方音乐美学史不是孤立的、片段式的，而是连贯的、整体的，是有其发展逻辑和背景的。就例如书中描述的喜歌剧和正歌剧之争时，很全面地指出音乐文化传统、音乐技术发展、地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歌剧及其传统的不同认识和看法，阶级差异等等多种复杂原因的影响。而一般我国的书籍就简单地把问题主要归结为阶级斗争。而我们现在看到，这只不过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并非全面。当然，作者在论及东欧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美学理论时也未能完全抛除偏见。首先，他的介绍就不如他介绍其它流派的那样细致；其次，他的介绍也带有很多贬义，作者介绍意大利的音乐美学思潮时却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赞许。另外，此书对印象派、新古典主义等相关美学理论研究相当缺乏。
书中内容详尽对于一本著作而言，固然是好。对于资料来说，很有价值。但对于我来说，它很难读，人物一多就容易忘记，对音乐美学史上的很多非主要人物都是难以记住的。人物多同样容易乱，这也是此书难读的一大原因。
对于十二音体系，书中介绍有不少理论家试图为其寻找现实基础，但结果并不理想。而在以后的历史可以看见，这种作曲手法很快走向衰落。当然，调性的瓦解是有现实基础的，十二音从音律上说也是有现实基础的。因此，十二音体系在当今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作为众多作曲手法的一种沉积在人类的音乐文化中，但它已经不是统领音乐的方法。因此，我个人认为，积极吸收先锋派的合理之外，而又不轻易、随意打破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是较为优秀的流派。
有人认为十二音体系继承的是毕达哥拉斯的精神，以数为基础。但数学≠音乐，而且为何只用这种数学关系运用在音乐中而不用那样数学关系呢？既然是听觉艺术，数学关系就不是全部的数学，而只是数学与人类听觉相符合的那一部分。
反观中国的音乐美学，历史上音乐美学的观点很多，讨论的问题也涉及较广，但却难以形成一个音乐美学的体系。
中国的音乐美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乐记》和《声无哀乐论》。它们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两部专著，特别是以儒教为主的中国更是重视儒家的《乐记》，其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属于主流思想。
《乐记》中，最有价值的在于《乐本篇》。它以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句话虽短，但恰恰是《乐记》的精华所在。《乐记》以后的部分，基本上在反反复复地论述有关礼乐和教化问题，很少再论及乐本了。遗憾的是，《乐记》的后面并没有详细地论述为什么或怎么样“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虽然《乐记》反反复复地说有关礼乐和教化，但却没有说明为什么音乐对人的影响会和礼乐教化产生如此密切的关系。只是在《乐记篇》略为提到“天地高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可见，由此推断乐礼的现实基础是明显缺乏逻辑的。
总而言之，《乐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音乐美学观，是很有价值的。但可惜其只是提到而已，并未把这个观点进行论证和详细说明。其后《乐记》便陷入礼乐和教化之中不可自拔。明显地，《乐记》夸大了礼乐和教化的作用，忽视了音乐愉悦人心的功能，提出要限制音乐，音乐要“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实际上这样是对音乐的某种否定，换句话说，只有认为是有利于教化的音乐才是被允许的。
《乐记》中夸大礼乐和教化的作用这种观点，是与孔子的儒家学说相一致的。孔子的学说就是这样强调礼教和仁义的。《乐记》是将孔子的学说运用到音乐这门艺术中去，可见这是一个有历史发展逻辑的过程。
相比而言，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论述问题方面就比《乐记》要深入得多。当然，嵇康与秦客的争辩当中有许多诡辩，但起码他有去论证，不像《乐记》根本不论证。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写法有点像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的写作方法，都是用一个虚构的人与自己对话，但两者也有不同。古希腊哲学家较多的是一个在说，一个在应，比较像老师教学生；嵇康的则是两人各列出证据来争辩，所以说“秦客诘难”。当然，这个秦客是嵇康虚构的，其争辩的取向和思想深度不会超出嵇康本上，甚至他的诘难实质上就是为嵇康的论述作准备和引入的。
嵇康有一个观点很有价值，就是认为传说中的各种故事不足致信，不能作为论述的论据。古人在作学同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对以前的故事传说不但信以为真，还说得近乎神化，厚古薄今。嵇康十分理性地对这种方法加以批评。这对我们当今看古人的.文章的一个有益启示。
嵇康并非认为音乐对人毫无影响，起码通过“燥静”等反应也会对人产生影响，这也算是嵇康对音乐心理学的一种朦胧的运用。
在儒学盛行的时代，在过分夸大礼乐和教化作用的音乐观的时代，嵇康和墨子无疑是反对儒家的有力力量，这对整个中国音乐美学史而言，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过去后，就没有学术自由的氛围。从以前的独尊儒术到当今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门派统领着学术大局。我个人认为，百家争鸣是一种较好的学术氛围。过于强调某一种学派甚至抑制其它学派的发展是有害的，对于中国音乐美学史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的音乐美学史，西方的毕达哥拉斯是中国缺少的一种人物。他对西方音乐美学史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的理性思想始终贯穿于西方音乐美学史中。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音乐认识到，对立的统一，杂多的统一，其根本在数的和谐，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和谐在于不同音调的高音、低音、长音、短音的配合。音乐的美靠音程之间的数量关系。是人在音乐创造活动中，认识和把握建立“和谐”美的规律，并用之于诸如乐器的制作使用和声乐的演唱等音乐创造活动，在更为长远的音乐实践中建立了能够感受这种和谐美的音乐耳朵，同时使这种美的感受在理性的提炼中升华为一种审美意识。
中国不是没有这种对音乐的研究方法，只是其影响和作用未能很好地发挥。复音音乐的产生也是中西差异的分水岭。朱戴育的12平均律没能运用可能与中国只是单音音乐有关。中国的单音音乐发展得很丰富，在这基础上配复音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由此，中西音乐的差别及音乐美学思想的差异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音乐美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而且它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随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包括文化艺术、音乐生活而变迁。但是人们的认识在这个领域中是相对的、暂时的，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时代，或者任何一个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对音乐美学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终极永恒的真理，它必须在时代相承的、无限延续的思维活动中得到实现。
篇13：知识美学与生命美学--从柏拉图与孔子美学的比较看中西美学的根本差异
知识美学与生命美学--从柏拉图与孔子美学的比较看中西美学的根本差异
柏拉图的美学把“美”作为一个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独立世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知对象来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审视,是研究“美本身”的`知识美学.用知识逻辑要求审美逻辑,这种错位使柏拉图的美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处于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而孔子的美学则并不去分析美的本质,他只是讲人应该怎样做才是美的.在孔子那里,美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知识对象,而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使孔子美学具有浓厚的现世情怀和生命意蕴.
作 者：寇鹏程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云南,昆明,400715 刊 名：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年，卷(期)： 3(6) 分类号：B83 关键词：柏拉图 孔子 生命美学 知识美学篇14：毕业论文-生命与生存的悲剧―从《红高粱家族》看莫言的悲剧意识
毕业论文-生命与生存的悲剧―从《红高粱家族》看莫言的悲剧意识 - 语言文学论文
摘 要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以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生命意识作为基调，写出了1群不无土匪习气却又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英雄人物。莫言以1颗悲怆的心，通过对美好却如“昙花1现”的生命的悲叹、生命力狂舞的赞扬和对生存的艰难与悲壮的悲悯，上演了1支支生命的舞曲和生存的悲歌，也表达了他深沉厚重的悲剧意识。莫言的悲剧意识主要来源于4个方面：外国作品的.影响；童年的生活体验；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对比体验；对生命力下降、“种的退化”的深沉忧虑。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家族》；悲剧意识
ABSTRACT
Moyan says in Red Sorghum Family center dares to live dares to die, dare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which likes daring to hate to take the main key, wrote a crowd to dare to speak; Has the bandit bad habit actually to remove the bullies and bring peace to the law-abiding, the protection foreign aggression hero. Moyan by a filled with grief heart, through to is happy actually like “appears briefly” the life to sigh with sadness, vitality crazy dance praise and to survival difficult and solemn and stirring grief, has performed a life dance music and the survival elegy, also expressed he deep sincere tragedy consciousness. Moyan s tragedy consciousness main origin to four aspects: The foreign work influence; the childhood life experience; the countryside ; the city life contrast experience and drops, “a kind of degeneration” to the vitality the deep anxious
Keywords: moyan; Red Sorghum Family; Tragedy consciousness
篇15：毕业论文：根植生活的生命之花―从安娜看思嘉形象的积极意义
毕业论文：根植生活的生命之花―从安娜看思嘉形象的积极意义 - 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摘 要：站立世界文学之林的叛逆女性中，安娜与思嘉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她们历经了艰辛的叛逆之路，形成了不同的`悲剧结局。她们的悲剧原因取决于各自的环境与心态。我们从后者身上可以探讨出1些更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在与命运地比拼中，只有立足生活，让自身命运与现实生活同呼吸，同发展，我们才不会把自身局限在生活世界某1方面的狭隘圈子里，我们才会让生命之花在生活的洪流中开放得更灿烂，更美丽。
关健词：贵族 叛逆 战争 生活 生命
Abstract: Stand rebel of forest , world of literature among the women , with think good image leave the deep impression on readers Ana. They go through the hard rebels way, have formed different tragic final results. Their tragic reason depends on ones own environments and psychologies . We can probe into out some more positive meanings from the latter, that is in piecing together compared with destiny, only base on life, let ones own destiny and actual life breathed together, with development, we will not confine oneself to the world narrow circle in a certain respect of life , we will just let the flower of the life be more magnificently open in the mighty torrent of life , more beautiful.
Key words: Noble Rebel against War Live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