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逻辑顺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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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逻辑顺序论文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逻辑顺序论文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逻辑顺序论文【1】

内容提要：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

作者认为，“轻价格、保汇率”应是货币当局现阶段的最为现实的选项：尽一切可能稳定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为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争取更多时间。

关键词：宏观经济 调控体系 价格 汇率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失衡日趋严重。

对内看，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对外看，表现为顺差、外汇储备激增，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资源要素价格扭曲

中国2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最终产品部门，通过在最终产品部门引入了市场机制，改善了对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这一政策意图清晰地反映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实施的经济责任制、承包制以及后来的股份制改造等，同时实行的开放政策也稳步地降低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扭曲)。

现在看来，产品部门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之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机制。

然而，中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

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的格局。

与此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有禀赋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过强

我们认为，造成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存在禀赋的因素。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

劳动力市场的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

因为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

中国存在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的禀赋条件。

此外，继续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乃至全球产业链转移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租”( 有关研究表明，如果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则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

其二，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政府对经济主导性过强。

客观上讲，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均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大量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权还集中在中央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手中，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所制造行政垄断，导致整个资源要素价格被人为的扭曲。

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政府基本上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价格。

提供廉价土地使用权，是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

另外，缺乏严格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

在经济改革的初期以及当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很少考虑污染治理，目前的发展通常是以延后环境治理的成本为代价的。

换句话说，目前企业的盈利中包含了本应由子孙后代享受的好处。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由于政府对各种资源拥有强大的掌控权，企业被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生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大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得不以变异的行为寻求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机会;银行同样被政府的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利的结合。

简单核算一下吧，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亿，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个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盈余近1.1万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6万亿，接近占到GDP的30%。

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

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按照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

可以预知的是，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在上升。

中国的“高投资”问题远非规模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体制之虞，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投资效率的问题。

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下的经济失衡

其一，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

近年来企业和项目的微观盈利的飙升尽管这里面不乏宏观景气因素、企业管理改善因素，但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所制造的“经济租”显然是带来 “超额利润”的最为基本的因素，更多反映为一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或者说是权力资本化在加速深化。

这是中国投资持续高烧不退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扭曲的成本会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增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

其三，最根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造成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

因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

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

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

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由于金融生态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资本融资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资源越来越向着大企业、大客户和垄断部门集中，信贷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故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国内消费启动不起来，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不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来平衡。

其四是内外失衡的格局下，旨在控制投资规模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陷入一个“死局”。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

所以当在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了更大巨额的贸易顺差。

也就是讲，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对跷跷板。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这或许是当下以收缩流动性和限制流动性运用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总是难以持续的根本因素。

即便是在加息和提升准备金率起作用的情况下(当然目前更为直接的效果是通过行政措施，如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显然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是无法形成内需替代，而中国进口基本取决于国内的投资需求，因为进口的90%是投资品，如原料和能源包括技术等，消费品进口比例已经下降到很低(这是当下国际产业分工以及产业链不断向中国转移的必然结果)。

所以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减速，而外部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形下，顺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我们的研究表明，自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与进口增速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而与出口增速的关系不甚显著)，此时投资消费的内部失衡就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

事实上，20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便是如此，年以抑制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一个直接的效果是，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的1000多亿。

这种效应在20的宏观调控后愈发显著，7月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扩大，当然其中也不乏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和贸易政策调整所导致的贸易部门企业行为的改变。

随后必然是增加的贸易顺差又形成基础货币的供给，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过剩，自我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

中国的风险在于金融压抑使得金融市场发展极其滞后，资金基本靠银行体系，而当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信贷条件事实上的放松，实体经济的利率事实上的下降，加息效果又化为无形，经济中投资过热局面又可能卷土重来，如此循环使得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因素已经越来越难觅踪迹，每一次调控的效果保持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

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

理清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后，就需要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重新定位。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根本。

其核心内容和逻辑顺序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

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

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

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等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如当下，资源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

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故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

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

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进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是否需要对于通胀目标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是值得探讨的论题。

客观上讲，中国目前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

这种轻微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

“轻价格、保汇率”应是货币当局现阶段的最为现实的选项：尽一切可能稳定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为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争取更多时间。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2】

摘要：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年，欧债危机影响持续渗透，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全球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波动，总的来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

在此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在运行中累积了诸多风险。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

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

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

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

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

篇2：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论文

关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论文

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现代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古典微观经济学而言的，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该书一出版就在西方经济学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把他的理论比作一场革命，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如果按照经济学史的角度，那么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古典宏观经济学、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以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四个阶段。

1.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萨伊市场定律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它包杨含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产品生产本身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博我调节作用，不可能出现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三是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在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还没有十分明确的划分，依旧都属于经济学。古典宏观经济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还未明显分开，二是古典宏观经济学总量的分析方法不够全面，没有依据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三是以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为前提依然是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期，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期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后期开始，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货币危机开始，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物价暴跌，大量工商企业破产，到1847年经济危机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工商业，经济危机开始大面积爆发。经济周期波动是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重点，比如，还有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的“经济循环论〃,以及对国民收入、经济周期的研究等，带动宏观经济学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即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初步建立阶段。193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真正的诞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古典经济学家对此只能束手无策，然而凯恩斯却能运用切实有效，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理论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逐渐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度过经济萧条的危机，这也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真正诞生了。在美国，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用货币政策稳定商业周期。

4.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时期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于石油危机的两次爆发和美国经济发生停滞性通货膨涨，然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却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所以非凯恩斯学派在这一时期陆续涌现。

二、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现代宏观经济学自从诞生一以来,就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引入现代宏观经济学，在经过吸收、批判和科学的借鉴，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我们都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是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另外，我国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却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因此，我国还不能全部的接受现代宏观经济及其理论，所以我国在应用和发展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还不够成熟。

我国经济体制应该善于博采众长，兼听则明，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要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根据我国的国情，解决经济问题。科学在不断发展进步，经济学的理论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就像由最初的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产品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而不会出现产品过剩的问题的理论，不断发展到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景气循环〃经济学主张，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善于吸收借鉴宏观经济学的精华，从而能够切实的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

三、结语

凯恩斯主义者始终坚信，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能够改变总需求，从而，能够影响实际的经济活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代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在书中曾提到过，凯恩斯主义学说作为现代主流的经济学说，能更好地解释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所以，在对待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派时，要善于博采众长，兼听则明。在对待现代宏观经济学时，我国经济理论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吸收、借鉴和应用现代宏观经济学。

篇3：居民储蓄视角的中国资金宏观配置问题论文

居民储蓄视角的中国资金宏观配置问题论文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一段时间来资金领域里出现的种种矛盾被归结为社会资金宏观配置格局框架里的问题，包括经常有所讨论的居民部门收入份额问题、财政比重问题、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直接金融发展问题、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等等。除了从各部门自身的角度解决矛盾或克服困难以外，从全局的角度观察、理解和解决问题是目前所急需的思路。本文在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尝试为此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路、方法和政策建议。

全文有两条线索。其一，按照对“资金配置”概念的创新见解，剖析目前我国的资金宏观配置格局，重点研究资金融通渠道的效率及其相互之间的比较；其二，运用综合平衡理论工具，主要是采用居民储蓄视角来解析转轨时期的新的问题，并且在将综合平衡观念作为思想背景的情况下通过对资金配置问题的研究深化、细化综合平衡理论。

相应的，本文的理论创新主要有三方面：其一，从性质和数量上区分收入分配格局与资金配置格局，从而带来整个分析框架的变化；其二，改为以财政、金融部门为资金平衡研究切入口的传统作法，根据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以居民储蓄为创新视角，作为研究资金配置问题和深化综合平衡理论的切入口；其三，通过各种有创新色彩的指标，研究并比较了我国间接金融、直接金融和财政部门的资金融通效率问题，由此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论文的导言部分从全社会资金的内涵和外延、对当前资金状况的判断和原因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宏观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几个方面比较系统的总结了集中于1995―1996年出现的相关研究成果，重点指出这些研究在概念从而统计口径的设计上、在研究起点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资源配置”概念的理解。虽然已有研究一般可以把握资金配置在概念上的资源配置属性，但在对资金配置进行解析的时候，却基本以收入分配格局代替资金配置格局，而忽视了资金融通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作用。这使本文找到了第一个突破口的可能位置。

第1章按照导言部分提供的线索，重点讨论全社会资金的概念，宏观资金配置的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理清了可支配收入格局和资金配置格局以及两者之间性质上和数量上的差别，指出在目前宏观资金配置格局的状况下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似乎与已有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本文对宏观资金配置的定义为：宏观资金配置是资源配置层面上的概念，如果将投资主体分为政府、居民、企业、金融、国外五个部门，那么宏观资金配置格局就是指通过收入分配与资金融通活动形成的可用于消费与投资的资金在这五个部门的分配（一种比例关系）与使用。很明显，这个概念是不同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无论是最终分配格局或可支配收入格局，关键的差异是是否叠加了资金融通行为。概括地说，宏观资金配置格局与收入分配格局和可支配收入格局、资金融通有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示意如下：

收入分配格局+资金融通格局=资金配置格局

宏观资金配置格局与收入分配格局（本文选择可支配收入格局）数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居民部门被认为“过高”的收入份额虽然在资金配置格局中依然比重较大，但其大量正净金融投资得以表现出实质性的意义，同时进一步显示出相对稳定的一面；企业部门在经历融资方式变化的困难之下，以居民部门为主的资金流出方适当的弥补了一部分资金不足，润滑了制度变迁的阻滞之处，其支配的社会财力一直稳定在30%以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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