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的解释-作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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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解释学的解释-作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方法

关于解释学的解释-作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方法

解释学源于对圣经等历史文本及其渊源的阐释，它深深扎根于人文科学之中，致力于对文本、历史与文化的'解释。解释学家们的最终诉求在于揭示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它专注于对现象的理解，所探讨的是实践性智慧，在实证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为我们奠定了理解的基础，解释学对我们反思文化传统，对文化传承乃至全民思想教育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作 者：魏树东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 学报编辑部，宁夏 银川 750021 刊 名：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4(4) 分类号：B151 关键词：解释学   文化   历史   科学   伽达默尔   哈贝马斯  

篇2：哲学解释学研究科学解释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哲学解释学研究科学解释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是人类科学活动的基本关系.作为理解、解释与意义的哲学理论,哲学解释学研究科学解释具有合理性:符合哲学的本性和世界哲学的发展趋势,是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实现,并且预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解释观的出现;同时这种研究又是可能的`: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之超越了传统解释学对科学解释与人文科学解释所做的对立性解释,其理论表现出来的主观性倾向也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的引入而得到克服.

作 者：曹志平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 刊 名：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2002 23(5) 分类号：B0 关键词：哲学解释学   科学解释   合理性   可能性  

篇3：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文化论文

有关历史性质的探讨，自19世纪兰克学派兴起后，似乎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尽管对历史的科学理解在20世纪初受到了新兴历史学派的挑战，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二者还是一致的。然而，在人类跨入新千年之际，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致使历史的真实性本身成了问题。历史的真实性何以存在？

“历史”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的historia，其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指过去发生或经历的事情，另一方面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录和叙述。因此，作为一种叙述的艺术，历史所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无论何时赋予历史叙事‘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需要强调的都应是‘真实的’这个形容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1]也就是说，对真的追求，是历史学的核心目的之一。但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理解存在着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的历史进程本身的真，其二是人类对历史认识的真。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绝对同一的，因为作为本体的历史事件，尽管具有纯客观的性质，但对于理解者的当下存在来说，那并不是一个经验的世界，而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历史与当下的事实不一样，当下的事实具有历史事件所不具备的某种在场的性质，而历史事件在本质上是不在场的。因此，对于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的直接认识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有通过文字、符号和遗存，经由分析、推理和想象，再现过去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历史认识所获得的真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存在，而是建立在历史事件的主体或后人对历史事件叙述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必然存在着一个历史事件本身和历史认识的真相符合的问题。尽管在叙事与真实性之间是连续的，在形式上具有共通性，但每一个叙述者在记录或叙述历史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处于历史之外，以一个绝对客观的态度进行记录和叙述，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叙述中打上时代或叙述者本人的烙印。因此，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并不是那个曾经发生过的客观的历史事件，而是记录和叙述历史事件的文本，他只有借助于历史叙述者的文本这一中介，才有可能触及历史的本体。换言之，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只能是对历史叙述结果的研究，研究的是一种叙述的活动，不仅需要研究叙述的内容，而且需要研究叙述的活动本身。因此，他所得到的就是历史叙述的真，而不是历史本体的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历史是一门艺术，一门叙述的艺术。那么如何理解19世纪科学的历史学所追求的客观性呢？

不可否认，19世纪历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但是，这种科学的历史学与作为叙述艺术的历史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也是建立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在艺术的真实性上涂上了浓厚的时代特征。

首先，就科学的历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19世纪是一个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代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任何其他的学科若想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就必须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并努力在自身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客观性。在这种形势下，历史学若想确立自己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自然难免走上客观化的进程。而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只有作为本体的历史事件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因此，19世纪的历史学来说，“如实地说明历史”就是最终的目的。与此相关，对客观性的追求还有一个根源，即古典史学对道德史观和天命史观追求，导致以外在的目的来裁剪历史。为此，也必须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正如兰克所强调的，“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2]

其次，19世纪对客观性的追求，使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对其所面对的全部的历史文本进行了清理。一方面，在他们对证据加以前所未有的精确、严格的考证下，有关历史细节的知识大量地增加。各种经过分析整理的史料，大最的问世，以及新考古方法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历史文本的内容。另一方面，那些为了外在的目的虚构的史料被排除，从而使以历史本身为目的重新叙述历史成为可能。但是，19世纪历史学对历史资料的考证，直接获得的并不是历史本体的真实，而是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科学的历史学所面对的也是用以记录或叙述历史事件的文本，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对文本真实性的考证，并不能排除文本的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过程作为前提存在的意义的预设。客观的历史学，仍然是以叙述的文本为核心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所得到的是历史叙述的真，而不是历史本体的真。那么，客观性是如何可能的呢？

第三，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是与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密切相关的。19世纪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胜利进军的时代，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国际舞台上的民族统一、自决是时代的主题。因此，军政史也为19世纪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正是将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历史上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伟大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种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对上述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才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可供考证。也就是说，这种客观性实质上是一种叙述的客观性，即通过以一个论断的形式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陈述。不但如此，这种客观性的获得还是以牺牲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为代价的'，对政治的偏重使史学研究变得日益狭隘，它不仅忽视了政治以外的其它因素，而且忘记了构成民族、国家的人、普通人。正因如此，科学的历史学在20世纪初招来了多方面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并没有导致历史研究的衰落，相反，它却导致了一场研究路线的分化和学术研究精密化的增长。新的历史学派将研究的对象转向了社会的整体、转向了普通人的生活。其目的不再是追求历史事件的客观性，而是力图再现历史生活本身。因此，尽管追寻历史的客观性那个“高贵的梦”破灭了，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依然存在。那么，如何理解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呢？

历史的客观性这一理解，是来源于自然科学，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科学化的一个结果。尽管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对于历史学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必须明确指出，历史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不同的。因为历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的对象截然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自然存在，其发展变化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是可以重复、多次发生的，对它的研究可以借助人工的环境再现其变化的进程。历史事件作为人类活动的表现，是个别的，不具有重复性和（自然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也不可能通过自身的活动在现实中重复这一进程。对于历史的研究，人们只能通过对史料的考察，在思想中再现历史进程。而这种历史进程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而不是回到生活本身。而“‘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真正差别并非出于井然有序与混乱之间的对峙，而是在生活中缺少那种通过讲述将事件转变成故事的观点。讲述不只是一种言辞行为，也不只是复述事件，而是一种以某种更高的认识形成的行为。”[3]因此，历史学的研究中，就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它所追求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是对历史进程中人的生存方式的再现。

历史学所追求的艺术的真实是内在于人类的历史进程本身之中的，这种艺术的真实就是在历史进程之中展现出来的人类的文化精神。在某种意义说，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精神演变的进程。而文化精神就表现于人类的共同体中。因为共同体并不是与构成它的诸多个体对立的，其存在准确地说是因为这些个体在意识上的相互承认，并进而承认共同体本身。这说明有一种叙事结构：共同体并不只是作为一个发展而存在，当其成员假定了相互认同的我们时，它还通过对这种发展进行反思性理解而存在。而在现代的共同体则是一个虚幻的、理性的共同体，它借助独立的个体生成的过程中对传统共同体的消解，把独立的个体彻底地排除于共同体之外，从而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维度，以至招来后现代主义的反动。因此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的思考，我们也不应仅限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真实性――客观历史的真实――的反叛，而是要从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文化精神去理解。就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来看，其核心是对现代主义所代表的那种绝对理性的文化精神的反动。但我们也绝对不能因此就象后现代主义那样，把共同体的存在、人之存在的本真状态一起抛弃掉，应该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的进程中，重建人类的共同体，其核心在于揭示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反思性的理解才有可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人类文化精神的追寻，是当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根本原因。

注释：

[1]C・洛伦茨：《历史能是真实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与“隐喻的转向”》，载《世界哲学》第2期，第21页。

[2]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3]D・卡尔：《叙事与真实的世界：为连续性辩护》，载《世界哲学》第4期，第81页。

篇4：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

[1] [2] [3]

篇5：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

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是什么

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既开创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传统，也同时为媒介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比如雷蒙德·威廉斯，他对“文化”一词的重新定义对当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威廉斯扩展文化的意义，将文化由原来人们认定的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的“整个生活方式”，把文化视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同义的”⑶(前言第7页)，这就将大众的生活方式纳入到了“文化”的范畴之内。而在事实上，媒介已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廉斯扩展文化的含义，也就为媒介文化研究确立了理论的合理性。文化研究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其另一重要成员斯图亚特·霍尔“特有的贡献，就是将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诸形式与受众的解码策略联系起来”⑷(第60页)。霍尔着力探讨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如何借助传媒的力量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他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播散过程中的重要性，看到编码解码所呈现的复杂性：“这完全进入到争夺意义的斗争之中——语言中的阶级斗争”⑶(第352页)。霍尔使意识形态成为文化研究包括媒介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的概念之一。

2.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

大众文化研究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理所当然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大众文化是依大众传媒相伴而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将大众文化视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还是马尔库赛“单面人”的隐忧，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倾向。而被称为“庶民文化的乐观者”的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不是从文化生产而主要是从文本接受的层面解读大众文化，认为大众具有对抗宰制的能动性，他由“快感”的分析中对大众文化作了积极的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和费斯克等人分别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3.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全球化理论。

可以说，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全球化理论为媒介层面的跨国跨文化传播和全球化传播提供了多元的理论见解。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萨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关注的萨义德的《东方学》(其后还有与之相异的续篇《文化与帝国主义》)认为，“东方”是欧洲“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它体现“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其建构东方的话语方式包括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等等，事实上这种话语方式离不开大众传媒，可以说大众传媒是文化殖民的一种主要工具。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学》可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那么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则以解释学的理论、方法说明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是主动而复杂的，从而表明“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支配作用的论点难于成立。同时他又以自己对民族文化认同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见解，质疑“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的观点既有为西方文化帝国辩护之嫌，却也为文化传播全球化提出了另类见解。其他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阿芒·马特拉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批判性地审视文化传播全球化。戴维·莫利等《认同的空间》主要探讨全球媒介、电子世界如何影响、重构国族间的文化边界。这些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行文化传播全球化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理论见解。

4.女性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虽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话语场域，但其共同点在于反对性别(女性)建构和评价中的权力话语，这种话语霸权包括男性中心主义与种族歧视双重内涵。而在今天，大众传媒无疑是性别“再现”的主要场所，女性主义研究也就为媒介性别文化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媒介性别文化研究既包括媒介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也包括女性受者、传者及女性传媒的研究。

5.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几乎毕生致力于研究、批判知识/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倾向于将权力诠释成分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多变的、无主体性的、生产性的，他认为每一知识断层都充满权力，每一话语系统都含有权力的运作与规范。他的理论给西方文化研究包括媒介文化研究提供了反对各种话语霸权的有力武器，被“文化研究”思潮视为理论的总纲之一⑸(第113页)。让·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以及仿真、超真实、内爆等范畴，都与媒介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波德里亚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理论以及当代媒体、艺术和社会的话语。

传媒对文化的影响

1.传媒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和影响越来越突出和明显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传播活动，当代文化传播中传媒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和影响越来越突出和明显。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3]在口传文化阶段，文化的传承和积淀主要依靠语言、文字及符号;在大众传播时代，文化的传承与积淀、整合与交融、变迁与革新日益呈现出媒介化的趋势。现代传媒利用信息技术，对文化资源采用先进的保存手段和传播技术，不仅使当代人可以共享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还能引发关于传统文化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思考，促进传统文化现代意蕴的开掘与创新。

2.传媒作为一种文化装置，能动地、有选择地传播文化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的文化要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必须不断地得到宣传和传播，使人民群众获取最新的文化信息。传播媒介是一种便利的、迅捷的传播工具，使文化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和传播。传播媒介的手段丰富多样，不同的方式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权威的传媒机构对具有恒常性价值的文化尤为关注，这对规范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导向是有重要意义的，而当下流行的DV作为电视传媒发展的新生代，更多关注和传播的是一种民间文化、草根文化，这同时也带动了电视传播的平民性和参与性。

3.传媒不仅传播文化，而且还能为自己创造文化，即传媒文化

传媒的更新和发展不仅推动人类文化的交流与转型，而且不断改变人们对文化的感受方式和审美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中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传媒的数量、种类和规模不断得到迅猛的发展，当代文化对传媒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信息社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就要求社会各类信息的传递、加工、处理更加专业化。文化产品从生产、传输到交换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传媒的参与。正是文化对传媒的这种依赖性，使传媒文化的最终形成成为可能。90年代以来，传媒文化在当代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传媒承担这维持良好文化生态的责任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传媒还担当起了在文化新格局中维持良好的文化生态的责任。市场经济环境下，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成为文化市场的主要部分，而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市场比例呈下降的趋势。传媒的文化生态责任在于引导社会的文化价值规范，努力开拓和建设多元化的文化生态环境，使各类文化在互动中求发展。

篇6：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帝国主义:一种现代化语境分析

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帝国主义:一种现代化语境分析

【内容提要】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多种分析面向,如媒介帝国主义分析,文化民族主义分析等。本文试先就文化帝国主义作一番概念界定,接着从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语境分析入手,着重考察现代化与文化帝国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从16世纪西欧肇始的现代化经过三次波动扩展至全球的过程不仅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与宣扬奠定了政治—经济的全球制度性结构背景,造就了西方文明普世论的文化优越感与自恋情结。同时,现代化的全球扩展又催生了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与文化条件。最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语境从理论上加以勾勒并予以反思,指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不同文化的多元并存和交汇融合。

【关键词】 文化帝国主义;现代化;理论反思

文化帝国主义一词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人们就对其所指涉的内容、对象、作用等进行了各种视角的探讨。有的主张,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媒介帝国主义,应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媒介及其相关因素如跨国公司进行分析和研究;〔1〕有的则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民族文化支配了另一种民族文化”,它摧毁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因而主张以民族作为论述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轴。〔2〕本文则认为,借用历史的,全球的以及现代化的全球扩展等较为宽广的术语范畴,才能正确看清文化帝国主义的全貌。

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界定

文化帝国主义由文化和帝国主义两个词组成。而这两个词本身又极其复杂,并且容易引起疑义。对于什么是文化,雷蒙-威廉士(Ray mondWilliams)曾经指出,文化“是英语词汇中数一数二的最为复杂的字眼。”〔3〕50年代,两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A L 克罗伯(Krober)和克拉克洪(Kluckhohn)首先整理出一份声名卓著的名单。单是从英美两国,名单就罗列了150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因此,威廉士关于文化复杂一说决非子虚。然而为了使本文批判有所建附,有必要引介威廉士对文化所下的定义:(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或是(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实践及其成品。〔4〕从语义学角度分析,此定义中的第二和第三种用法与文化帝国主义关联较大。第二种用法设定世界上存有多种文化且这些文化为不同时期、不同人们所共享,从而对彰显的西方中心论者“普•世文明”提出了质疑。这一概念承认各种特定文化均有其“至高无上的权利”(sovereignty),“到底怎样生活”这样的观点如何才算是合理,必须由生活于特定文化之下的人们自行判断,“他人不得置喙”。而第三种用法则直接指涉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文化,即“音乐、文学、绘画、雕刻、戏剧与电影”等。进一步将其扩充,就会将大众媒介连接起来,形成所谓的“社会表意过程和行为”(Signifyingpractices)。〔5〕“帝国主义”一词则是在19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与新闻词汇的。其意指削弱一个国家主权的军事、政治或经济组织。随着本世纪40～60年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一词增加了新的内涵。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言,“帝国主义不仅包括———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的统治,也包括文化上的统治。”〔6〕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文化帝国主义:运用优势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制度习俗等的行为和过程,并对其他文化进行渗透和控制,以巩固和实现自身的利益。

现代化的扩展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自古有之。在罗马帝国时代,各行省的城市是罗马在叙利亚人、埃及人、北非人、高卢人、不列颠人和其他臣服民族中传播罗马的语言、宗教、建筑、市民文化的基地。然而,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仅仅限于罗马帝国版图内部,它随着罗马文明的衰落而消亡。真正全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却源于16世纪肇始的西欧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剧烈而深刻的变动,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结构及其相关文化制度方面的全方位秩序转行,是一场“总体转变”。〔7〕具体来说,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的西欧在经济上是各国商业资本和大西洋贸易兴起并向海外大肆殖民扩张;政治上是王权兴起和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与中央集权化;思想上是宗教改革,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国际上是群雄并起优胜劣汰的列强争霸。从这些转变中孕育出启动西欧内源型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世界性变革的前提条件———早期城市化、早期工业化、早期商业化、海外殖民扩张等。从此以后,正如马克思所说:欧洲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现代化在条件具备的英国启动后,便迅速向世界扩展。这一扩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波:

第一波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在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推动下的现代化由英国开端后开始向西欧和北美扩散。西方文明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大大超过世界其他文明,开启了武力扩张的新时代,并凭借其在殖民地的统治机构,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如在当地教授宗主**语、培养第二比照集团、传教并劝诱“土人”皈依西方教会等对当地文化进行文化殖民。

第二波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这一波动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在逐步征服世界其他文明之后,西方一改以往对埃及、印度、中国等古老文明的崇敬羡慕之情,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古老文明的轻视和对自己文明与种族“优于”异己的自豪,坚信非西方世界只有按照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才能获致救赎之途,并深陷于这种自恋情结不能自拔。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气势逼人的现代化浪潮及其挟裹而来的文化攻势也不得不对自身进行反省并通过输入工业化的方式开始探索防御性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的第三波始于20世纪下半叶,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这是真正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全球性大冲击。在新的工业革命冲击下,发达工业国家实现工业升级,领先地位更加巩固,“中心国家”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现代化向全球性扩展,大批边缘、半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全球化初显端倪。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借助源自西方的民族自

治、主权平等等观念在争得独立后纷纷将发展目标朝向现代化,试图能以彼之盾敌彼之矛,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西方国家利用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不仅第一次拉开了与非西方国家的差距,由此奠定了征服非西方国家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全球波动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卷入西方的文化叙事过程之中,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宣扬建构了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制度结构。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全球扩散也催生了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在现代化的三次波动过程中,日本首开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先河,接着既有像巴西、墨西哥这样的与欧美文化性质相近的拉美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又有像亚洲四小龙这样与欧美文化截然相异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步入了新兴工业国家之列,中国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拉美、尤其是东亚文化圈政治经济的崛起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的社会文化经验,并对西方启动的现代化的历史与未来提出根本的质疑。〔10〕尽管这一切是第三世界以被迫卷入现代化过程和民族文化传统瓦解为代价才获取的。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有条件地允许其政治独立,放弃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开始实行更为隐蔽的新殖民主义,借助其掌握的全球媒介与咨讯系统大肆向第三世界国家灌输西方式的自由贸易观、人权观,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文化新殖民主义表现尤为突出。〔11〕

理论与反思

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对现代化的文化语境分析也日益深入。19世纪以降的古典社会理论家如马克思(Marx)、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与许多其他理论家、包括齐美尔(Simmel)与滕尼斯(Tonnies),围绕现代性纷纷展开其理论建构,其中心旨趣是欧洲各国的戏剧性变化过程,朝向了“现代世界”而发展。尽管他们用以描述这个转变过程的词汇各有不同,如从“传统”到“现代”、“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社区”到“社会”等,但都承认现代世界造福人类、带给人类快乐的能力令人怀疑。伴随现代化种种吸引人之处而来的是五花八门的威胁。“传统的”或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物质的匮乏,技术的不发达,人们的文化经验相当狭窄,执迷于宗教信仰,市民政治几乎不存在,专制权威统辖一切。现代性,尤其是科学理性及自由民主和自求发展的政治宏图带来了“启蒙”作用,解放了人类,使他们脱离了上述许多限制。但现代性并没有带来完整的人类解放,因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用不同的概念来描述人类追求现代化过程所付出“成本”,用他们的语汇论述就是:“异化”、“失序”(anomie)与工具理性的“铁笼”。〔12〕

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原来宗主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为了巩固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他们纷纷开始现代化的进程。面对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各国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理论,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者抛出了所谓现代化理论,试图为这些政治独立的新兴国家建构发展•蓝图。但由于其意识形态偏差、理论之简化和对现代化的“泛美化”(Panglossian)而遭到义正词严的批评。〔13〕众所周知,现代化理论解释后殖民国家“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纯然只将发展与否看成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而置“不发达”的外在因素于不顾:殖民时代的经济剥削史和政治压迫史,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下,此种剥削与压迫的继续存在。并广为制造一种“现代化”的话语,幼稚地从古典社会学家假借一些分析类型,然后设定第三世界国家与16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国家相同,都独立地从“传统”到“现代”。故而,不发达状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传统的”态度和文化作风顽固不肯离去,第三世界国家如要求得发展,只能依靠已“长大”的西方兄弟。从而用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效能掩饰了支配的物质结构,落入了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沿19世纪古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化之批判加以继承者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尔诺(Adorno)。他们在其《启蒙的辨证》一书中勾勒出西方文明在摆脱传统社会种种不自由的束缚之际,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转了方向,致使“人类没有臻至真正的人文情景,而反倒是沉沦到了一个新的野蛮畛域。”从培根(F.Bacon)以降的思想家,莫不以为“启蒙”的目的在于“解放人类,让他们不再恐惧,并建立人类的主权。”而20世纪40年代正是欧洲法西斯横行,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冉冉上升之际,何以“完整接受启蒙的大地,辐射出了灾难的凶光”?他们对此指出,这些“灾难”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偶发事件,反之,它们是须臾内造于启蒙大业本身的。〔14〕有些学者并进而指出,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根据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也即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运作。这样的理性观盘踞了社会主要政治经济结构的核心:“经济体”、进行社会控制的各种官僚组织、科学与技术,这些正是现代社会种种不自由的根源。在现代化语境中,人们已无法自由决定要不要自由。

社会理论学家不仅对现代化的根源———启蒙理性进行了反思,而且对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发展”提出了批评。

斯宾塞(Spencer)和孔德(Comte)首先以社会有机体演化论的形式表达了“发展”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现代化社会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并且必会经历一系列有秩序、不可避免的阶段,终以欧洲先进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发展被概念化为渐进的质变,由低度走向高度分工的社会形态。凭借这些转变,社会角色日益接近现代化的标准:感情无涉、自我取向、普遍主义、成就标准等。现代化不仅允诺我们机会、权力、欢乐、成长以及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转变,同样,它对我们也产生了威胁。我们所拥有的每件东西,我们所知道的每件事情,我们所具有的各种身份,似乎都要灰飞烟灭。于此,马克思曾说:“所有坚定不移者,转瞬消融于气尘。”〔15〕

在20世纪文化分析家笔下的现代化是客观社会经济结构与主观的实体建构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文化环境。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这一“发展”的转变而身陷矛盾的立场。他们“或是被迫沉沦,或是泅泳于世界市场的旋涡里,被迫卖命地积累资本,被迫不开发就解体”。或是两者兼而有之。〔16〕“发展”并没有将人类带到新的家园,人们先前所拥有的道德的和存在的意义与确定性已经消逝,不再能够支撑稳定的文化。用萨特(Sartre)的话说,也就是活着,但“没有任何保证”。自求发展的本质就是欠缺稳定,不断的改变与种种价值观持续遭到破坏。现代化是单方向的旅途,是不归路,永久地改变了

人类了解自己的概念与用语。对于这一后果,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描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后果:“生产不断地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7〕

因此,巴兹(O.Paz)称之为所有的文化都已受到“现代性的诅咒”。这不仅仅只是指资本主义市场、都市化等等所设下的种种客观结构,还指涉第三世界国家已被发展的文化叙事席卷和纳入了显然是源自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现代化是一整套“社会-制度性的”过程,它造就了现代性的经验使之与个人自行形成的文化行动产生辨证的互动关系。资本主义的文化透过西方社会的主要社会结构如市场、各种官僚化组织、科技、尤其是大众传播等伯格所称的“现代性的携带者”〔18〕而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卡斯陀瑞狄斯(Castoridis)也认为:“前进”、“扩张”与“成长”等观念并不是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和潜能;反之,它们只不过是西方特有的质性与价值观,而西方人自认为他必须以此“教育”其他的社会,欲将形成西方社会的基本概念全部植入其他社会。这样,即使西方社会在物理意义上被消灭了,西方等于还是征服了世界。西方国家将这种发展观投射于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其社会想象空间和能力的被殖民。因为这种发展是“假理性”,是从科学、经济与技术那里借贷而来的工具理性。从制度层面来看,非西方社会臣服于西方国家几分,其文化上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减弱几分。这并不是人类想象力的臣服,而是想象力赖以存在、发挥的背景和制度已被臣服,是向几百年来西方借助现代化先发优势而建构的政治-经济结构所积累的“沉重压力”臣服,第三世界国家生活的世界已被殖民化了。

总而言之,现代化不仅构筑了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结构背景,而且也埋设了批判与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力量。人类未来的发展是多样化的,它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叙事方式,而是人类多种文化叙事方式平等地共同作用和相互融合的结果。不同的文明只有在相互尊重各自的发展权利的基础上,才能相互借鉴、交汇融合、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注释】〔1〕H.Schiller,1979,NationalSovereigntyandInter nationalCommunication,NY:Ablex,p.21

〔2〕E.Gellner,1983,NationsandNationalism,Ox ford:BasilBlackwell,p.35

〔3〕Williams,1983,Keywords,London:Fontana,p.160

〔4〕同上,第90页。

〔5〕Williams,1981,Culture,London:Fontana,p.11。

〔6〕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0页。

〔7〕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第255页。

〔9〕见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一文,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10〕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描述可见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著作。

〔1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三联出版社,第142页。

〔12〕A.Frank,1969,LatinAmerica,NY:MonthlyReview.〔13〕Horkheim,Adorno,《启蒙的辨证》,1979年,Lon don:Verso,pxi＿xii.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

〔15〕P.Berger,1974,PyramidsofSacrifice,Har mondswoth:AllenLane,p197—198

〔16〕同注释〔13〕。

〔17〕Berger,1974,前引书,p.104—105

篇7：时间的历史样态与文化烙印

时间的历史样态与文化烙印

本文研究时间的文化特性，提出了凝固时间、多维时间、感应时间等概念，通过对社会历史文化和心理思维的深层时间及文化主体的时间模式与文化变迁的关系的深度研究，展示了时间的多变度、多样态、多体相、多态势，揭示了文化意义上的.时间是人类较之自然时间更为本质的、内在的时间形式。

作 者：王世达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刊 名：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B016.9 关键词：时间   时间观   文化特性   时间文化  

篇8：倘徉于历史与文化之间

倘徉于历史与文化之间

对世界各种文化长期共存、共同发展战略作历史和文化的诠释。从走向历史深处和走向文化深处上讨论东方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从历史――文化上阐述了在历代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因素的世俗化进程：政治世俗化、宗教世俗化、科学世俗化、文化世俗化；从文化――历史上阐述历史世界和超历史世界在东方文化和现代化问题上的不同境际。认为东方文化的'历史赓续方式之一是不同文化问的相互诠释。人文价值在于人从外部取得自由及其在内部的升华。

作 者：潘叔明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刊 名：东南学术  PKU CSSCI英文刊名：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年，卷(期)：2001 “”(6) 分类号：G0 关键词：历史   文化   历史世界   超历史世界   东方文化   现代化   文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