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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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韩愈古文运动

韩愈古文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到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的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

对这种靡丽、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时，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徵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指秦汉时所用的散体文)，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

但由于这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以他们优异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使唐代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县)人。韩家曾是昌黎(在今属辽宁义县)地方的望族，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会抚养。可不久韩会又去世了，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的，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

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他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年后，他才得到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奏本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师说》等传诵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得识用人才。

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

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谏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时，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后，于公元8平定了持续三年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

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韩愈便针对此写了《谏迎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当刺史。

韩愈写了三百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

韩愈曾四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他向青年学子们宣传他的文学主张，倡导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植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扩展了。

篇2：韩愈和古文运动

韩愈和古文运动

文学发展至南北朝，唯美之风极盛，时人写诗论文，只注重平仄、音韵、偶句等外在形式，而忽略了文学自身的文学价值。于是，诗文在一片的靡丽的气息中，毫无生命力。当时的裴子野，即作《雕虫论》一书，指称骈文为淫文破典。后又有苏绰，他位高权重，想要以政治力量，提倡平实古直的古文，此举虽功败垂成，却为日后的古文运动播下种子。

此外，隋朝的.李谔和王通，前者在朝，后者在野，他们都有推行古文运动的理想，可惜这分理想，均因隋朝的国祚短暂而埋没。

唐初文人作史书时，莫不在文学传、文苑传中抨击六朝骈文的靡丽气息，发挥明道宗经的文学理论，为日后的古文运动首开了风气。

而陈子昂、张说、苏颋等人，及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之士，皆对徒流于形式的文学风尚有所反省。到了柳冕，更主张文学与儒学合而为一，以利推行教化。

古文运动历经多人的鼓吹阐发，虽未成熟，实已离成熟的契机未远。

古文运动正式登场：

在文学运动中，理论可以指导作品；作品可以印证理论，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在中唐的古文运动中，由于《理论》和《作品》的健全，使古文运动蔚为一时风尚。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在理论的架构上十分明确。在文学思想方面，他驳斥佛、老二家的玄疏之论，而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以无比魄力，欲扫除思想界空虚无根的意识形态，恢复中国故有的道统。在文学形式方面，他力斥华而无实的骈文，提倡文从字顺的新散文。主张《宏中肆外》的文学风格。《宏中》，是指文章内容应力求充实；《肆外》，是指文章的形式应有所创新，使作者能自由驰骋笔力。

韩愈不但在理论上有积极的建设，并且自己以不可一世的才气，写下了许多平易流畅的新散文。此外，其弟子李习之，得韩文公之醇厚，写起文章亦平易近人；皇甫湜得韩文公之奇崛，文章虽有险涩之气，但亦能自出新语，不流于时尚之华媚。而一代文宗柳宗元，更以其峻洁之笔，写下饱含生命感慨的永州八记，和充满批判意味的寓言式散文，这种真思想、真感情的笔触，真正体现了古文运动的精神。

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虽然成果裴然，但如昙花一现，在古文大家相继凋零之后，立即又被形式华美、音韵精工的四六骈文所淹没。直至北宋时期，欧阳修登高一呼，拔擢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此六人呼应中唐古文运动的精神，写出了质量俱优的文作品，使文从字顺的散文，成为散文界中的主流。

篇3：韩愈：古文运动

韩愈：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篇4：韩愈与古文运动

韩愈与古文运动

在我们熟悉的唐代文学家中，韩愈或许是最具士大夫品格的一位。我们从“古文运动”的文学史高度理解韩愈，也对韩愈谏迎佛骨、夕贬潮州、祭鳄鱼、兴边鄙的掌故耳熟能详。

但其实韩愈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洞见和行动能力的政治家。而韩愈平叛的事业，也与其文字生涯互为表里。

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导致唐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韩愈生活的德宗、宪宗、穆宗时代，藩镇割据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癌症。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本是叛将田承嗣之侄。

田弘正感于大义，归降唐朝，被擢升为中书令兼成德节度使。然其部将王廷凑率部兵变，杀死田弘正及其将士、家人三百余人，自立为节度使留后兼知兵马使。王廷凑本是回鹘人。唐朝因藩镇离心，军权松分散，便只好雇佣异族武人以对抗。

然雇佣军毕竟难以控制，终究离心离德，酿成祸乱。当时韩愈刚刚从潮州谪居任上回京，担任了短暂的国子祭酒之后转任兵部侍郎。倾危思重臣，而韩愈故友元稹的一句“韩愈可惜”，也让穆宗皇帝再次想到韩愈。穆宗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充任幽、镇两道招抚使，韩愈也临危受命宣抚，并被授权便宜行事。韩愈孤身进入王廷凑营地，王廷凑摆开阵势，以大军相迎。

当然，王廷凑知道韩愈不好对付，便忙将责任推给士卒，说田弘正之死完全是士卒哗变的结果。韩愈不吃这一套，厉声说：“皇上赏识你的才能，赐你节仗，你却辜负皇恩，大逆不道，是何道理?”王廷凑的军士中也有人站出来说：“先太师(田弘正)曾平定朱滔叛乱，血衣犹在，我们也流血流汗，不负国家，国家为什么以我们为反侧?”这名士兵显然是在偷换概念，把朝廷镇压王廷凑置换成了追究田弘正。

韩愈抓住这一点说：“我以为你不记得先太师了。记得就好。天宝以来，背叛朝廷的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都有子孙在吗?有继续为官的吗?”大家只能回答“没有”。韩愈又说：“先太师田弘正以魏博六镇归顺朝廷，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人忙抢白：“田弘正刻薄少恩，所以我们才不安。”韩愈顺势说：“但你们杀了田太师及其家人，究竟谁更无理?”大家无可置对，只能说“对”。王廷凑害怕众军人又反过来倒戈于自己，只好做出让步：“您想让我怎么样呢?”韩愈说：“神策军将领如牛元翼那样的虽然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忍处置。您擅自围攻，是何缘由?”神策军是唐朝的中央军。然而唐朝中央集权的松散，使得神策军复又成了宦官掌控的私人军队。虽然如此，在中央军与藩镇之间，朝廷自然要偏袒中央军。

虽有姑息之嫌，也是无奈之举。王廷凑忙说：“那我马上解围。”韩愈说：“如果真能这样，你便不会受到追究。”于是王廷凑暂时屈服，镇州的危机暂时得到纾解。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然，这并不是说乱世之音便只有怨怒，衰世之音便只有哀思。

相反，乱世中也有不少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士，用文字来对抗时势的艰危。这是一种对时代的“逆反应”。“古文运动”与其说仅是一种文体的焦虑，不如说更是一种政治的焦虑，是唐王朝国运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对唐王朝内重外轻的衰微局面的逆挽。骈文与散文表面上是文体的'差异，实质上则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的差异。

梁朝裴子野说“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适。”六朝骈文体现了一种封建化的小共同体的趣味。六朝骈文以门阀政治和偏安王朝的政治形态为基础。六朝文体之卑弱，正是因为它们只是没落贵族小共同体“用以自适”的产物。六朝骈文作为去政治化的“纯粹文学”，已脱离大共同体的政治生活，沦为小共同体成员之间汲引应酬的玩物。

正是小共同体分利自肥的性质阻碍了国家的统一。而韩愈力图恢复的三代两汉古文，则寄托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古文”既是“书同文”格局下的“形四方之气”的“雅言”，是统一的政治生态的产物，也是先王政典的载体，是公共性对私人性的超越。

由文体而引发的“古今之争”不啻是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以期重建唐王朝的大一统秩序。所以韩愈的“文以载道”，所载的也并非腐儒呼天的迂阔之道，而是急用先学的经纶之道。而作为平叛有功的士大夫，对于古文的推进，自然也比导其先路的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高出一个层次，因为这是韩愈自身政治经验的自然指向。

篇5：韩愈古文鉴赏

韩愈古文鉴赏

【作品介绍】

《与于襄阳书》讲的是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后，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原文】

与于襄阳书

作者：韩愈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①，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②。士之能垂休光③、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④，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⑤。是二人者⑥，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⑦?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⑧?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⑨，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⑩。故高材多戚戚之穷⑾，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⑿，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⒁，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⒂，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⒃，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⒄，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⒇、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注释】

①贞元十八年春，韩愈为四门博士。国子，即国子监，唐代最高学府，下分七馆：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四门博士，即四门馆教授。将仕郎，官阶，唐属从九品。守，任的意思。

②负：仗侍。

③休光：盛美的光辉，光华。

④后进之士：后通显的人。为之后焉：做他们的歌颂者。

⑤虽盛而不传：即使成就卓越却不会流传。

⑥是二人：这两种人。相须：相待。这里是互相依赖的意思。

⑦援：攀援。推：推举。

⑧殷多、盛。这里引申作密切解。相遇：互相遇合。

⑨负：仗恃。谄：讨好。

⑩顾：照顾关怀。

⑾戚戚：忧虑的样子。赫赫：威显的样子。

⑿干之：求他。干，干谒。

⒁侧闻：从旁边听说，表示谦恭。

⒂道方而事实：道德方正而工作讲求实际。

⒃卷舒：卷缩舒展，这里是进退的意思。文武：具有文、武的才能的人。唯其所用：只在您来使用。其，你，第二人称。

⒄遇知：受到赏识。获礼：得到尊敬。

⒅恒：平常，普通。

⒆：隗kuí，郭隗，战国时燕国人。燕昭王招贤纳士，欲报齐国之仇，往见郭隗，郭隗说：“今王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

⒇刍：读音chú，喂牲口的草。

【译文】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

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显扬于当代，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照耀后代的'，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没有人给他引荐，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没有人作继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业、德行也不会流传。这两种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请求引荐，居于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照顾地位低的人。所以才学很高的人很多都为不得志而忧愁，地位高的人没有显耀的声誉。这两种人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没有去求取，就不能说上面没有引荐人;没有向下寻找，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可以举荐的人。我思考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没有敢把这句话说给别人听。

我从旁听说阁下具有非凡的才能，不随波逐流、有独到的见识，行为方正做事实际，进退有度不随流俗，文武官员能量才任用。难道您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然而没有听说过后辈有得到您的赏识和礼遇的，难道是您寻求而没能得到吗?还是您志在建功立业，而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也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呢?为什么应该听到您推荐人才的事却久久没有听到呢?

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要求自己却不敢落后于一般人。阁下将要寻求的人才还没能找到吗?古人说过：“请从我郭隗开始。”我现在只为早晚的柴米和雇仆人的费用着急，这些不过费阁下一顿早饭的费用就足够了。如果您说：“我志在建功立业，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还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知道的了。世间那些拘谨小心的人，既不足以向他们告诉这些话，而胸怀坦白、才识卓越的人，又不听取我的话，那么就真的是我的命运很坏了!

恭敬地呈上我以前作的文章十八篇，如蒙您过目，也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

韩愈诚惶诚恐，再拜。

【题解】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解析】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总是要强词夺理，倒错逻辑的。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生拉硬扯、因果倒错就偏执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篇6：韩愈经典古文作品

马说

韩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í)或尽粟一石(dàn)。食(sì)马者不知千里而食(sì)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现)，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ye)?其真不知马也。

翻译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能发现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可是伯乐却不会经常有。

所以即使有千里马，也只是辱没在做仆役的马车夫的手中，和普通的马一同死在马厩里，不用“千里马”的称号称呼它。

能日行千里的马，吃一次食物可能能吃下一担粮食。喂养马的人不懂得要根据它能日行千里的特点来饲养它。

所以，这样的马即使有日行千里的才能，却吃不饱，力气不足，它的特殊的才能和英武的体态无法显示出来。

况且想要跟普通的马等同还办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驾驭它，却不按照驾驭千里马的方法;饲养它，又不能充分施展它的才能;听它嘶叫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

饲养马的人拿着鞭子走到它跟前时，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果真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他们真的不能识别千里马。

师说

韩愈(唐)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fǒu)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tán)子、苌(cháng)弘、师襄、老聃(dàn)。郯子之徒，其

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却丢了[2]。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当做老师，就足以感到耻辱;把官大的人当做老师，就被认为近于谄媚。”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没有被时代的风气所影响，向我学习。我赞赏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写《师说》送给他。

篇7：韩愈的古文主张

韩愈的古文主张

1、文以载道：

韩愈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在于载道，主张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用古文宣传儒家之道，也就是圣人道德教化之道。文学应该作为宣扬教化的工具，故文章内容以儒家学说为本，针对六朝文章侧重形式、忽略内容的弊端。他又认为文（形式、修辞手法）、道（内容）皆不可缺，但道先于文。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又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2、务去陈言：

韩愈主张革新主体，建立新的文学语言，重视革新和创造，反对仿真抄袭前人文字的'不良风气。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要求语言的新颖活泼；一是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要求文字的妥贴流畅通顺，合乎自然的语法规范；一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辞。总的来说，韩愈认为文学语言须符合词必己出、文从字顺。

3、创作要有真情实感：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社会上有不合理的现象，作家便要把它诉诸笔墨；在《送孟东野序》中，他把从古到今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称为善鸣者，并且认为只有不平则鸣的作品，才能感人；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他又提出了类似穷而后工的观点。这些都说明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源，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和个人的牢骚。

此外，他又主张全面地吸收前人的成果（《进学解》），对于学习古文，他主张循序渐进，无望其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

4、破骈为散：

韩愈主张形式方面，要排除六朝以来骈俪文体，恢复三代两汉时代自然、质朴的文体，力倡复古，以矫正当时文坛那种内容空洞、华而不实的风尚。文章不须讲究字数的齐整，对仗的工整，用典是否恰当及声律是否谐协，句式应以达意自然为主，不应拘守对偶、平仄的规限。

5、注重作家之修养：

文章要树立个性，韩愈便提出方法。首先要加强作家的道德修养，为文养气；他认为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文章乃抒发个人感情，强调个人经历对文章有密切的关系。作家的不同风格，在于生活、经历、感触不同所致，指出情与生活、文与情之间的关系。韩愈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本质）。（《答尉迟生书》）如文如其人。

篇8：浅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浅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

篇9：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

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韩愈一起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在反对骄文、提倡古文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较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凡此种种，构成古文运动理论的精华。

柳宗元(公元773一8)，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东(令山西永济)人，故又称柳河东。他幼承母训，少年为文即有“奇名”;21岁中进土，后又登博学鸿词科。在朝为官时他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积极从事朝政革新，却受到贵族大官僚和宦官的反对。革新短期内即告失败，柳宗元也被长期贬谪。他先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后又调任柳州(今广西)刺史，46岁时病殁。

柳宗元是晚唐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以政治家的远见，阐发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很多重大问题，对中国思想的传承作了巨大贡献，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柳宗元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实质都是自然物质——“元气”。在原始的浑饨状态中，惟有“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由此派生出了阴阳二气和天，阴、阳、天三者的结合点，是受“元气”所支配的观点。“元气”缓慢地吹动，形成炎热及寒冷的天气，冷热交错起到促进万物生长、变化和发展的作用。同时，柳宗元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斗争。他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定了关于君主根据天意创立分封制的说法，动摇了分封制的理论基础。

他坚持认为州县制度决不能被废除，因为正是这一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柳宗元以后不再有人怀疑郡县制的优越性，这便是柳宗元《封建论》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在散文方面成就很高，在诗歌上也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诗大多是贬官永州、柳州时所作。他的诗歌和散文反映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

柳宗元诗歌中，山水诗的成就最高，后人把他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主要是以他的山水诗为参照。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表现出超越宦海浮沉、仕途得失的豁达自适;《渔翁》一诗表现了渔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江雪》一诗描写寒江独钓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脱的人格风貌。这些山水诗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贬漂泊的忧愤，同时显示出诗人清逸高洁的性格。

篇10：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A．白居易

B．韩愈

C．刘禹锡

D．杜甫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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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资料，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这一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6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我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他还将自我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他是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其论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写出超多散体文，取得与韩愈相当的成就。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最后代替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韩愈的古文，本有“文从字顺”和“怪怪奇奇”两种风格，后追随者们片面发展了韩文奇崛艰深的一面，古文运动逐渐衰落，骈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北宋建国之初，柳开曾大声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但所继承的则是唐代古文运动末流奇涩古奥的遗风，王禹��也反对五代以来浮艳相尚的文风，但所见与柳开不一样，他在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同时，把“传道而明心”和“句易通、义易晓”作为古文写作的标准，纠正了柳开等人文风的流弊。继承王禹��古文传统而作出了较大贡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中坚的是欧阳修等人。欧阳修等人也主张“文与道俱”，但已偏重于实用，而不专指遥远的道统和空洞的性理，对四六文的骈偶形式，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灵活态度。欧阳修进一步开创了平易流畅、骈散结合的古文新体制，使其成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并为此后元明清诸代所遵循。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的嘉�v二年（1057），是古文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苏轼、曾巩和苏辙都是这一年中的进士。再加上王安石、苏洵，欧阳修周围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古文家。内中各人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虽不尽相同，但在此前后，都写出了不少成为后世典范的古文名篇。如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留侯论》、《石钟山记》、《赤壁赋》，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等，文采斑斓，

使宋文于此极盛。欧阳修重视奖掖后进，王安石、苏轼皆出其门而相继主盟文坛，宋文得以顺利发展。嘉�v二年的科举改革后，古文日益兴盛，并从此代替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以迄近世。唐代散文继承了秦汉散文传统，又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新的特点。新的古文传统构成以后，骈文并未销声匿迹。当代和后世仍不断出现骈文作家和作品，古文家亦时或采用骈辞俪句作为艺术手段，只是骈文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由唐宋古文运动开始的古文新传统，支配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被白话文所代替。

篇11：论唐宋古文八大家苏轼韩愈

论唐宋古文八大家苏轼韩愈

唐宋八大家之名因何而来，唐宋八大家之首为韩愈的说法，概因何而来？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可见，在元末明初，就已有把这八个人放在一起的做法。

而具体以唐宋八大家来称呼这八位古文大家的，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此书辑录文章的顺序，是韩柳打头，三苏在后。

推韩愈为首的说法，考查到最早的出处，是《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

……然六艺之音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呼？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叙、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

从《原叙》中，便可看出，韩愈之于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首出而振之”，即是先驱开拓之功。

韩愈并非最先提出骈文有华而不实，辞藻浮靡之弊的人，在韩愈之前，如大家所熟知的初唐四杰中的王勃，便提出过相似意见。但改革文体、文风、语言，使其成为运动的，则是韩愈。古文运动当中，不但有着对古文本身的改革，还承载着复兴儒道的主张。

此间，韩愈提出或强调了“载道”、“明道”、“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等观点。

以这点看，韩愈为首，毫不为过。其对文学史乃至于当时的政治、思想都以古文运动为一个重要载体，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延续到了后世。欧阳修的运动便受其影响，并称唐宋古文运动。

而论及韩愈文本身，韩愈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古文高手。为此我们可从后世评价中窥见一些端倪，如苏洵“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等称赞，其余文章已有所表，便不在此赘述。

综上所述，从时间上看，韩愈为先驱；韩愈又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以及文章本身就做得一流，自然当得起一个“首”字。

这是综合因素致使的。当然，所谓唐宋八大家之首，只是一个说法，换个说法未必不可。况且论资排辈，有时各人有各人的不同，当然，韩愈一般是排在首的，他也当得起。

但有时却不能迷信排位。比如《唐宋八大家文钞》，前面也说了，三苏排在最后，但实际上，论成就，三苏反而是宋代顶峰，应排在前面。

再如建安七子，我们先谈孔融，一是孔融辈分高，二是他也是一位先驱者。但《 文心雕龙》里又说了：

仲宣（王粲）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

因此在面对具体的对象时，我们应该具体分析，综合分析，而不能简单的一言以蔽之。

编辑于 201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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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

寂寞向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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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地位，苏轼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即使现在让苏轼看来，他也是赞同的。

苏轼也有直接写过韩愈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评价就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能文能武，这就是韩愈。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这打破了从东汉到隋朝八个朝代六百年骈体文兴起发展的时期，骈体文多用对偶，文章华丽，重视音韵，但不实用，柳宗元说骈体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到中唐时期，韩愈又要对抗佛教和道教，骈体文不适合表达儒家思想，韩愈就借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体。这种文体就叫古文。他的文章慷慨激昂，自然随意，一代文章大家。

并且韩愈在诗歌上也是大家，开创以文为诗。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的诗歌创作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引荐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扩大的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宋代的“以文字为师，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诗歌更接近散文的特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跟传统的诗歌不同。

在文章上与柳宗元开辟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与孟郊形成了“韩孟诗派”。韩愈的谥号是“文”，大家尊称为韩文公。韩愈在成名之后也大力支持后学之士。《新唐书》中评价是：“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成韩门弟子”。宋代的欧阳修也是，提携曾巩、苏轼，看到苏轼的文章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后来也有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不遗余力的提携后人，也是这几位大家共同的特质。

并且韩愈也是文人中的豪杰。唐宪宗时期，敢于谏迎佛骨被贬，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随裴度平淮西节度使叛乱，韩愈提议奇袭，自己率兵千人奇袭蔡州，但裴度没同意。但之后李愬同样提议奇袭，这回裴度同意了，然后李愬也成功了，取得平淮西的胜利。大家都为韩愈叫屈，但是韩愈并不在乎。之后撰写《平淮西碑》。

之后镇州兵变，韩愈当时担任兵部侍郎，代替朝廷前去军中宣抚，安抚军心，并且还要去化解镇州旁边的深州之围的重任。韩愈出发时，大家都觉得他很难回来了。当时的宰相元稹就说：“韩愈可惜”。因为在叛乱的藩镇是不怎么在乎天子的，去兵变的地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之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廷派颜真卿（就是那个大书法家）去平叛，不幸被俘，拒降后被杀。

唐穆宗当时在下旨之后也有些后悔，派人追上韩愈让他要审时度势，不要轻易深入，性命要紧。但韩愈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皇帝让他停止，这是对他的仁爱，但是即使送死也是臣子的道义和责任。韩愈深入虎穴，面对残暴的王廷凑，理直气壮，有胆有谋，有礼有节，不辱使命的完成了朝廷的任务。这种胆识和勇气不是随便哪个文人都有的。他以传统的儒家的道统来自任，代表了儒家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文学上开辟古文运动，以文为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政治地方都曾经为官，打过仗，深入虎穴完成重大军事使命。对于佛道这些跟儒家思想有干扰的思想一直在做坚决的斗争。作为传统儒家“仕”的代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实践“仁义”。

韩柳是开风气者，古文运动的先驱者。

一洗魏晋以来骈散文重形式轻内容的艳丽文风，按苏轼的话讲:(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在此基础上，后世散文家基本没能再取得新的突破。其历史地位是不容质疑的。

从文章本身质量而言，韩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苏文行云流水，飘逸绝伦。各有优点。但在文人最重视的论道与论政两方面，韩愈有天然的优势，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而苏轼的政论强在角度新奇，总体质量上较韩愈为弱，也不能代表苏轼最高的文学成就。故也会影响其在后世儒家士子心目中的地位。

古有韩海苏潮之说，互文的手法，韩文如潮般浩荡，而苏才如海般渊博。因为苏轼，文章、诗、词、书、画全都是顶尖的，儒道释三家皆通，但单以文章而言，韩排在苏前是毫无问题的。

有理有据的说明这些歪门邪道只不过是“夷狄之人一法耳”，而且相信的只能招灾惹祸，伤财破家。

可惜很多人依然相信。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

《谏迎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