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的舟船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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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白居易诗的舟船意象

白居易诗的舟船意象

白居易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在反映生活内容上以行旅和娱乐为主要特色是，水行当中，诗人对舟船上的生活做了更实际、细致的展示。

白居易是中唐士人的典型代表之一，亦是成就中唐诗歌的著名诗人之一。白居易的诗歌中有不少都写到了舟船，仅诗题当中，就有《小舫》、《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舟中夜坐》、《感苏州旧舫》等。舟船意象是较为常见又重要的一种诗歌意象，相比之前或同时代的诗人，白居易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在反映生活内容上，以行旅和娱乐为主要特色;在透显的精神内涵上，则以对虚舟的书写更见作者的思想特质。

一、水上行旅：舟船江行的真切体验

水路交通是唐代沟通南北运输的重要方式。白居易早年曾居南方，入仕后曾贬江州、任忠州，之后在长安、杭州、苏州、洛阳等地辗转，以上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一生都和舟船打交道，其不少诗篇恰恰写到了大量有关水上行旅的内容。

白居易自江州调任忠州，水路经由三峡，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1](《初入峡有感》)水行之险，白居易从山高水深、峡窄速行、礁石遍布、路途长远等方面做了形象描绘。“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的白居易，正是在“吾生系于此”的情境下，寄希望于“楫师”、“完舟”，从而凸显了水上行旅中舟船的重要性。与多数被贬官员一样，白居易在赴江州贬所的途中难免出现一些低沉情绪：“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2](《舟中雨夜》)白居易集子当中有不少诗题都有“舟中”的字样，这些“舟中”，除了表现舟船娱乐外，多是白居易记录有关水上行旅的内容。诗歌中写到拖家带口乘舟船水上行旅的，据所见范围，杜甫是第一人，但杜甫的这种情形在诗中表现得并不算直接、突出;相比而言，白居易在其诗中就显得更显豁：“帆影日渐高，闲眠犹未起。起问鼓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沧浪意，一旦来游此。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3](《舟行》)相比杜甫全家漂泊的衣食无着，白居易在船上睡足、吃好，算是很舒适惬意。

总的来说，诗歌中涉及舟船意象的篇目，在表现水上行旅时，常常突出其中的旅途奔波、辛劳及水上的凄清、个人的思乡怀人等。这方面内容在白居易不少诗中有所体现。需要说明的是，白诗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篇目展示了水上行旅途中诗人在舟船上更细致的、较为生活化的场景，诸如食宿等，并透露出满足、舒坦的意思。同杜甫一样，白居易的一些水上行旅诗特别强调“舟中”，仅出现在诗题上的就有《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舟中李山人访宿》、《舟中雨夜》、《舟中读元九诗》、《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舟船在水上行旅中的位置并透露出了舟船在诗人心中的分量。他对舟船的.这种“眷顾”，是其舟船娱乐活动的重要基础。

二、舟船娱乐：适心悦情的重要方面

水域是区别于陆地的又一处广阔的生存空间，而舟船则是这一生存空间中人类意志的主要实现载体。在水中船上，人们可以进行打鱼、客货运输、水战、娱乐等活动，舟船娱乐即是白居易诗歌中舟船意象在表现内容上的一大特色。

无需否认，推崇杜甫的白居易像杜诗那样在《大水》、《海漫漫》、《盐商妇》、《隋提柳》等诗篇中涉及舟船的地方反映了底层民生、君国兴亡，但这些诗歌的数量并不多，不是白诗舟船意象的主要部分。以《琵琶引》为契机带来的重大转向，更值得注意。《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当时白居易正贬居江州。从该诗中我们可以察觉到，此诗和序文中舟船类词语出现了多达7次：“闻舟船中夜弹琵琶者”、“主人下马客在船……移船相近邀相见……东舟西舫悄无言……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4]。一般认为，本诗重在写出琵琶女的不幸及诗人自身遭贬后的郁悒。但不可忽视的是，诗人相遇琵琶女的机缘，却是送别宴饮时欲邀来弹奏琵琶佐饮娱乐，且丝竹宴饮这种娱乐的场所恰在水上舟中。

如果说白居易这次舟船娱乐的动机与效果出现了背反或者不统一的话，那么经过江州时期的调整，他对政治担当尤其对于中央朝政的热情逐渐消退，在以后的诗歌创作当中，舟船娱乐的动机与效果就渐趋一致了。白居易在宝历二年(826)苏州刺史任上，为舟船娱乐专门制造了一艘小舫，并为此赋诗两首：《小舫》、《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从这两首诗当中，我们只读到白居易对预期当中舟船娱乐的愉悦与满足：“浅水低桥去尽通”(《小舫》)、“舞筵须拣腰轻女”[5](《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十三年之后的开成四年(839)，悠闲在洛阳的白居易还为自己曾经的小舫写下了一首《感苏州旧舫》，做了一番慨叹：“画梁朽折红窗破，独立池边尽日看。守得苏州船舫烂，此身合不衰残。”[6]水域有别于陆地，是人类活动密度相对较为疏朗的空间，舟浮于水，舟中之人既能欣赏到水中及水畔的自然风光，又能享受到舟中茶酒、音乐、一两好友相聚的愉快。试读以下白居易诗句：“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玉杯浅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终。”[7](《泛太湖书事寄微之》)王尧衢如是评此数句：“湖中烟渚甚多，处处可以通帆，水天浩渺，舟行似入虚空中，何其旷也!于此玉杯传饮，浅斟细酌，以领歌意，遍席迎送，已周一匝，而金管倚曲徐吟未终，真泛湖之胜事也。”[8]人们不难为泛舟娱乐的轻快、悠然所吸引。

诗歌中对于舟船娱乐类内容的展现，自汉武帝刘彻《秋风辞》至初唐的宫廷唱和诗，多是文人在参与帝王或者皇室贵族组织的诗歌酬唱活动中产生的;盛唐时期，诗人常沉沦不达，多在参与地方官僚组织的游玩、宴席上产生;中唐一些诗人跻身社会上层，文学活动早已由宫廷下移，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作者，自身所代表的阶层即成为不少舟船娱乐活动的组织者，诗歌中这类内容的表达少了一些堂皇富丽、典正拘谨，多了一些通俗细致、适性灵动。结合白居易水上行旅的体验，加上对舟船文化的濡染，随着舟船娱乐的展开，其在内心深处思索并形成的处世之道亦与舟船发生关联。

三、虚舟：中隐处世的典型指称

虚舟意象是诗歌中舟船意象下面的一个小类，出自《庄子》“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心之人不怒”[9]，其核心之意在于由虚舟触物而无害所引申之虚空无碍的处世态度，这在《全唐文》多篇文章中都有体现。“虚舟”最早出现在诗歌中，当是东晋庾蕴的《兰亭诗》：“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10]之后在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高适、李白、杜甫等众诗人的诗歌中都出现过。白居易诗中出现了11次虚舟，即使除去3次表示人名的郭虚舟，仍是先秦至唐代诗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

白居易在《赠吴丹》一诗里认为“宦途似风水”，并称赞吴丹“君心如虚舟”[11]。他在被贬江州以后，对世俗生活越来越在意与追求。就思想信仰而言，白居易对道教的炼丹服药、长生不死并不认同，反而对于佛教的圆通更加青睐，但这并不妨碍其对道家在处世乃至养生某些方面的认可。虚舟这个脱胎于《庄子》的带有哲理的语汇，正是他中隐处世的典型指称。元和中兴破灭以后，牛李党争激烈，白居易虽与两党人物都有交往，却超然于党争之外，自避于长安朝廷，流连于地方官与东都的闲职，颇有感慨地以诗自白：“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12](《感兴二首》其一)。

在白居易之前，诗僧皎然在《南池杂咏五首》当中有一首是专门吟咏虚舟的：“虚舟动又静，忽似去逢时。触物知无迕，为梁幸见遗。因风到此岸，非有济川期。”[13]可稍加注意的是，皎然特别把虚舟这一类型与舟楫济川这一类型做了区分与隔离：“因风到此岸，非有济川期。”这一点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继承：“良冶动时为哲匠，巨川济了作虚舟。”[14](《和杨尚书罢相后夏日游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杨侍郎同行》)白诗中不少舟船意象都充当了一种象喻，如“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太行路》)、“有如波上舟，此缚而彼牵”(《雨夜有念》)、“断痴求慧剑，济苦得慈航”[15](《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其诗中不少虚舟亦复如此：“宦途似风水，君心如虚舟”(《赠吴丹》)、“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咏意》)、“澹然方寸内，唯拟学虚舟”(《秋寒》)、“心似虚舟浮水上，身同宿鸟寄林间”[16](《咏怀》)。白居易这种象喻式表达，将虚舟视为学习对象、心灵境界的一种高度，无疑把赋予虚舟的情感浓度做了提高，亦将其精神意趣做了升华。

四、结语

白居易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在反映水上行旅、娱乐及较深层次透显的处世态度上，相比前代、同时代而言，都做了一些拓展，而上述三项内容之间，亦是相互影响、协同推进的，综合起来将白诗舟船意象的特色做了很好的凸显。白居易以平易流畅的笔调，反映更细致的现实生活，表达更旷达的世俗情怀，其诗中体现出的对舟船意象的书写方式，对宋辽金诗歌中该意象的精神风貌产生了重要影响。

篇2：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

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

杜甫诗作中含有大量的舟船意象，从诗人的住行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角度，分析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发现杜诗中的舟船意象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

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里回顾一生，发出“哀伤同庾信”的悲叹;①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又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处相联，发现杜甫与庾信在漂泊他乡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庾信是南人北寓，杜甫是北人南泊。北马南船，杜甫在南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与舟船有了联系。“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舟”(《嘉陵江过合州汉初县下》)[1]，是南宋范成大的诗句，“杜老”即指杜甫。杜甫在《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中写道“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又在《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中说到“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范成大将杜甫的诗句“杜陵老翁秋系船”、“余亦沙边具小舟”合并浓缩为“沙头杜老舟”并写入己诗，足见杜甫在生活上与舟船是很密切的。缘此，笔者即试析一下杜诗中舟船意象的独特风貌。

一、舟船意象渊源与杜诗中的舟船意象

我国很早就发明了独木舟，随后演变出空间更大的木板船。最初“舟是指用于江河两岸的过渡工具，而船则是沿水道上下航行的远行工具”[2]，舟、船“普及之后，最先的这种过渡与远行的区分就不明显了”[3]，可并称为舟船。早在先秦时，诗歌中就出现了舟船意象，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经・柏舟》)。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在言语表达层面上，由于古人分类的细致、修辞等因素，除了舟、船，尚有航、舸、桨、棹等多种表达。而先秦至盛唐，杜甫诗歌中出现的舟船频次是最多的，高达470余次。②杜甫笔下的舟船意象始于其身处北方之时，但数量较少。杜甫真正在生活上与舟船密切相关、在诗歌中大量涉及舟船意象并凸显其自身特色，是从漂泊西南开始的。

二、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特点

自先秦至盛唐，诗歌中舟船意象的表达情境，多为渡水场景、泛游描写，情感上多为玩乐、离情、隐逸等。而到了杜甫，时代环境的前后变迁，自身的经历与情感的参与，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以更接近生活的笔调呈现出来，诗中的意象与诗人自身的外在处境、内在情感联系的更为紧密。

杜甫面对安史之乱引起的社会动荡、肃宗的冷遇等情况，被迫举家流浪至相对安定的南方。然而，即使在南方，也先后出现了多次骚乱。这种情形下，杜甫不论是思北归还是避战乱，都与作为水路交通工具的舟船有了联系。更突出的是，他出峡后真正达到了舟居的地步。③杜甫频繁的舟居与船行，反映到创作中，就使得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外在处境上，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出现的表达情境，不仅涉及离别、游玩这些一般化题材，而且触及到更广泛、实际的水上生活。首先，杜甫细致地表现了一些虽不“诗情画意”但却实际真切的水上行旅体验，如“吹帽时时落，维舟日日孤”(《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发刘郎浦》)。这种体验，与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相比[5]，确实是大异其趣的。其次，杜甫诗歌中大量写到舟人船工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独特地表现了他们的行船技术及相关的打鱼、客货运输等内容。

第二，内在情感上，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杜甫到南方后，又怀念起生活多年的长安，常希望经水路出峡、至吴会沿运河北上返京。在川渝时，舟船就成了他出峡的希望，如“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逢唐兴刘主簿弟》)等。但出峡后，因计划与实际不符，他的生活时有窘迫，终致未抵吴会，客死荆湘。与其他诗人如鲍照、王昌龄不同，杜甫漂泊荆湘的三年，朋友变故、军阀战乱，使其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常处于水上行旅中与舟船相伴，这种相伴是长期的甚至是有些无奈的，消除了应景、猎奇等因素，具有更为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通过分析杜诗中诸如“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等诗句，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水上行旅时孤苦无依的情态，甚至在无奈、病困之下竟将舟船视为最后的寄托物与安顿所。

三、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精神价值

汉代李尤认为：“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辇重历远，以济天下。”(《舟楫铭》)[6]晋代枣据也称美舟船：“且论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质朴而无饰，内空虚以受盈。”(《船赋》)[7]由此可看出舟船的作用与地位，也感受到舟船比德而出的内在意蕴。依此观照杜甫诗歌中作为意象的.舟船，可以说折射出了强烈的家国关怀。这种家国关怀，主要表现为实虚家园、比德君国。

(一)实虚家园

杜甫以细致的写实手法，较为充分地表现了南方水乡的生活面貌。这类诗作中写到最多的是打鱼，如“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观打鱼歌》)等。杜甫的这类诗句，与何逊的“渔舟乍回归，沙禽时独赴”(《答丘长史诗》)等相比[8]，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描绘确实更有活泼灵动的生活气息，就描写打鱼而言，杜甫的诗句更为形象生动。杜诗中也多次写到南方的水路运输，如“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西山三首》其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夔州歌十绝句》其七)。此外，如前提及，长期居住南方，杜甫在诗中也写到水手善于使船的情形，如“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最能行》)，这在水高滩险的滟体现得尤为明显，“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滟》)，用乘客的惊恐落泪反衬舟工船夫的歌笑自若，更凸显了其行船的巧妙。这也从侧面展现了舟人船工这一阶层刺激而自信的生活情态。总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以舟船为工具的水路交通、渔业生产，真切地体现出诗人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关注与热爱。以此观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带有明显的家园气息。 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现南方百姓的家园气息上，是切实的;但对于他自身而言，却是化虚的。杜甫居住草堂后，生活境况相对安定，与家人有了更多的团聚时光，如《进艇》诗中“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表达了戏耍游乐的悠然欣悦之情。像这种舟船意象中含有拖家带口的情境表现，杜甫以前，只有津女救父等典故、棹女情郎等内容稍微沾点边，而文人在诗中鲜有这样涉及其家庭的。此外，杜诗中还有写到一家子靠着舟船四处流荡的场景。家庭悲喜之外，他还抒发了对故园的深深依恋。视京洛为故乡的杜甫，他的怀乡与恋阙紧密相连。杜甫遇到故人归京或者舟船往来，便会引发家国之思，如“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溪上》);而“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的“故园心”，从《秋兴八首》整体上看，更是将思乡与恋阙巧妙联在了一起。

杜甫融合了思乡与恋阙，又受到报国安民理想的鞭策，使其虽漂泊困顿，但从不绝望，一直热爱生活、关注现实。杜甫漂泊南方时，精神力量确是支撑他积极生活下去的主因，但常伴他的舟船，也同样不容忽视。

舟船作为交通工具，相比车马，有不少优越性：其一，一般地讲，水行相对平稳，便于旅行时眠卧;其二，遮风避雨性能良好，航行持续性较好;其三，舟船上可备有厨具。④除此之外，杜甫还把“行李、长物多放在长期包用的船上”[9]，可见舟船俨然成了他长期漂泊的“小家”。据“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巾拂那关眼，瓶易满船”(《回棹》)推断，诗人在“小家”里得到简单的休息、安顿后，还可以看书、喝酒。杜甫不仅自身生活能够得到简单满足，还可以在舟船上招待拜访的客人，如《苏大侍御访江浦八韵记异》的序文里提到在舟船里招待来访的苏涣。可见杜甫在漂泊南方时，尤其是流离荆湘的三年，舟船在很多时候成了他的栖息地、庇护所，是在外部条件上最后一道免于饥寒的防线，护佑其走完最后的人生历程。因此，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某种意义上渲染了一些遮风避雨、身心休憩的“家”的色彩。

由杜甫常乘坐舟船并将之诉诸大量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作为诗人的杜甫与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不可避免地陶染上自身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客死于船上这种特殊的经历，在后人看来，更是强化了杜甫与舟船的联系。以上情况，促成了后世诗人在舟船意象的表达上，有时会融入某些杜甫的因素，如前提到的“沙头杜老舟”当中，沙头之舟称为“杜老舟”，几近于典故。又如黄庭坚在《题杜子美浣花醉图》这首题画诗中写到“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10]，在诗与画更大的文化视野中，将杜甫形象与舟船意象联到一起;而清代毛际可《灯下读杜》一诗中的“老病孤舟生事少，江湖满地故园荒”[11]，可谓将杜甫晚年寄寓南方具舟漂泊的生平经历作了精当的概括与体认。

此外，杜甫对于陶渊明构筑的“桃花源”很向往，曾多次探寻这个富足、淳朴而又类似上古时的家园。杜甫虽未找到桃花源，但留下了浣花溪草堂这个真正存在的住所。在杜甫看来，草堂只是一时的乐园，但在之后的历代文人心中，草堂俨然成了杜甫住过的名迹、圣地，并得到不断题咏，几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从杜甫的经历特别是舟居情况、其诗歌创作中舟船意象的突出地位以及后人的咏悼情况来看，比照浣花溪草堂，可以说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诗人“流动的家园”，或者说是“化虚的家园”。

杜甫以其细致写实的笔触，不择巨细，有感即作，流落南方的特殊经历使其在诗歌创作中对舟船意象作了广泛的开拓，既有反映南方普通百姓的水乡家园气息，也有“历史的玩笑”折射出的诗人自身的“化虚的家园”，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透显出特定的家园气息。

(二)比德君国

古人很早就将舟船与国君相联系，如《尔雅》：“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即表明造舟为天子专用。春秋战国以后，造船术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更完备的大型舟船。“龙舟(船)”一词，有时指端午民俗中比赛用的舟船，但诗歌中亦指国君所乘坐的舟船，如“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炀帝幸江南时闻民歌》)等[13]，杜甫诗中亦有用例：“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将造舟、龙舟等豪华的舟船与国君相联，呈现出国君出行、游乐的盛大气势与尊贵身份。为了保卫家园或者维护、促进统一，时而会发生战争，而舟船自古都是水上作战的重要承载工具，如楼船、戈船等。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对此现象的反映也是由来已久，如《诗经・朴》中的“淠彼泾舟，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王粲《从军诗》中的“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等[14]。杜甫诗中也有用例，如“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夔府书怀四十韵》)等。

水上的舟船行旅不排除有舟覆人亡的风险，而先贤很早就将舟水关系同君民关系联系了起来，《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5]在古代，国君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这则名言彰显了君与民的关系，亦揭示出国家政权与平民百姓的微妙互动，蕴含着如何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杜甫居官时日虽少，但对君对国，都忠贞不渝;对于君国大事，都极为关心，具有“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器识”[16]。杜甫的《三韵三篇》(其二)中以舟船比人才，“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起樯必椎牛，挂席集众功。自非风动天，莫置大水中”，认为“大才不可小用”。⑤《解忧》开篇即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就该诗而言，杜甫所阐发的同舟共济尚是不自觉地表露，但他在报效国家、勇救国难等国家层面上的同舟共济之伟大精神却是很自觉的，这从他“麻鞋见天子”(《述怀》)等言行上可以看出。杜甫在《覆舟二首》里，借求仙不成，托言皇帝虽贵，终究亦死，不必靠求仙以期长生，从反面讽谏，表现出一腔忠君爱国的赤诚。

在杜甫以前，也有诗人笔下的舟船意象在某个角度上含有比德君国的意味，如屈原在《天问》一诗中提出“覆舟斟寻，何道取之”[17]，以“覆舟”概括了夏代的一位君王国灭身死的下场。⑤又如刘琨的“乾象栋倾，坤仪舟覆”(《答卢谌诗》)、张说的“将兴泛舟役，必仗济川才”(《送任御史江南发粮以赈河北百姓》)等。诗歌中舟船意象比德君国的内涵，在先秦已有表现，后渐趋明显。但杜甫以前，只是个别诗人在个别篇目中表现了比德君国的一个角度，到了杜甫才广泛涉及舟船与战争、人才、君王、国家等的关联，并不自觉地上升到同舟共济的精神层面。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现比德君国的某个角度上可能不典型，但综合起来考察，其舟船意象可以说透显出较为鲜明的君国比德色彩。

篇3：刘长卿诗歌中的舟船意象解读

刘长卿诗歌中的舟船意象解读

诗人刘长卿的诗歌中除了使用“孤舟”意象外，还使用了“扁舟”、“孤帆”、“暮帆”等舟船意象。这些舟船意象都是冷色调的，给人一种凄凉感。

一、漂泊无依的孤舟客船

刘长卿的诗歌中出现“孤舟”意象28处，孤舟象征着漂泊无所依托，也表现出诗人孤独绝望的心态。如《登松江驿楼北望故园》：“孤舟漾漾寒潮小，极浦苍苍远树微。”①孤舟荡漾在寒天的潮水上，营造出一种孤寂冷清的意境，也表现出了诗人内心的悲凉。又如《赤沙湖》：“楚客来相问，孤舟泊钓矶。”此诗写于诗人出使湖南及任职鄂岳时期，诗人因被诬陷贪赃钱粮而被贬，心中充满悲愤。楚客指被贬谪南行而经过湘水的人，孤舟正是诗人此时孤独漂泊心态的一种反映。又如《岳阳馆中望洞庭湖》：“孤舟有归客，早晚达潇湘。”此诗也作于诗人出使湖南及任职鄂岳时期，反映出诗人心中的孤独和悲凉。

刘长卿诗歌中的“孤舟”意象大量出现在他的赠答酬唱和送别友人的诗歌中。如：

故人不在明月在，谁见孤舟来去时。(《明月湾寻贺九不遇》)

对水看山别离，孤舟日暮行迟。(《发越州赴润州使院留别鲍侍御》)

舟船是驶向远方的，象征着漂泊。在送别友人的时候，因别离联想到自身的四处漂泊，看着孤舟消失在远方，更生悲凉之情。在刘长卿送别友人的诗歌中，《重送裴郎中贬吉州》是最能表现诗人悲凉绝望的情绪的。“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刘长卿与裴郎中同遭贬谪，在离别之际，刘长卿写下了两首送别诗。这首诗中的孤舟是万里青山间的一叶孤舟，在如此广阔天地间的一叶小小孤舟，显得更加的渺小和孤独，凸显了诗人对自己和友人的遭遇的无助和伤感。

刘长卿诗歌中的“孤舟”意象有时还与他惯用的其它意象同时出现，更能反映出诗人孤独悲凉的心境。如：

回首唯白云，孤舟复谁访?(《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

白云如有意，万里随孤舟。(《上湖田馆南楼忆朱晏》)

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却赴南巴留别苏台知己》)

白云象征着高洁，也象征着孤独。唯有白云与孤舟相伴，“白云”意象与“孤舟”意象同时出现，增添了诗人心中的孤独寂寞之情。落日也是一种孤寂萧条的意象，在落日中的一叶孤舟更是显得凄凉。在落日下，万里青山中的一叶小小孤舟正是诗人孤独悲凉的心态的一种写照。

在表现漂泊无依的心态时，刘长卿还使用了“扁舟”意象。“扁舟”意象在刘长卿的诗歌中出现了18处，也表现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情绪。孤舟更着重表现诗人的主观感情，诗人孤独的心态让舟成为了孤舟。而扁舟注重的是一种视觉上的效果，茫茫天地间的一叶狭小的扁舟，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对比，让读者似乎身临其境，体会到诗人心中无比的悲凉与落寞。刘长卿在送别友人的诗歌中使用“扁舟”意象，让一叶扁舟行驶在广阔的天地间，渲染出一种渺小无助的情绪。例如：

旧邑云山里，扁舟来去过。(《送处士归州因寄林山人》)

莫恨扁舟去，川途我更遥。(《赴江西湖上赠皇甫曾之宣州》)

刘长卿诗歌中的“扁舟”意象有时也与其它冷色调的意象同时出现，营造出一种凄冷幽微的意境。例如《秋杪江亭有作》：“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扁舟如落叶，此去未知远。”将扁舟比作落叶显得凄凉，前句又有“孤雁”、“夕阳”等意象相衬托，让整首诗显示出更加萧瑟悲凉的心境。又如《入桂渚次砂牛穴》：“扁舟傍归路，日暮潇湘深。湘水清见底，楚云澹无心。”用日暮潇湘、楚云等冷色调的词来衬托扁舟，让渺小的扁舟更显得孤独凄冷。

刘长卿的诗歌中还出现了象征着漂泊流离的“客船”。例如：

一水不相见，千峰随客船。(《宿怀仁县南湖寄东海荀处士》)

落日扫尘榻，春风吹客船。(《夜宴洛阳程九主薄宅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旧店》)

客船也是居无定所的，虽然不如孤舟那样显得孤独悲凉，但也反映了一种漂泊流离的'状态，表现出诗人在旅途中的无所依托之情。

二、行向远方的风帆

风帆作为舟船驶向远方必不可少的工具，也常常出现在刘长卿的诗歌中，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刘长卿的诗歌中除了使用“孤舟”、“扁舟”、“客船”等舟船意象外，还使用了“暮帆”、“孤帆”等舟船意象，也是诗人漂泊心态的一种表现。

刘长卿诗歌中的“暮帆”让人联想到黄昏日暮，给人一种惆怅和感伤之情。“暮帆”意象大都出现在刘长卿送别友人的诗歌中，如：

暮帆何处落?潮水背人归。(《奉送卢员外之饶州》)

万里孤舟向南越，苍梧云中暮帆灭。(《江楼送太康郭主薄赴岭外流》)

回看暮帆隐，独向空江愁。(《送贾侍御克复后入京》)

离心秋草绿，挥手暮帆开。(《奉送裴员外赴上都》)

在送别友人的诗歌中，“暮帆”增添了几分惆怅和忧伤。“暮帆”与“孤舟”、“苍梧”、“秋草”等冷色调的意象同时出现，更能反映出诗人心中的凄凉与伤感。望着行向远方的暮帆，想到与友人的别离和自己的漂泊无依，诗人心中的悲愁更是涌上心头，难以释怀。

“孤帆”意象也时常出现在刘长卿的诗歌中。如：

万里云海空，孤帆向何处?(《夕次檐石湖梦洛阳亲故》)

惆怅不能归，孤帆没云久。(《孙权故城下怀古兼送友人归建邺》)

孤帆也象征着漂泊无依之情，在阔大的天地间，茫茫江上的一片孤帆显得渺小而又孤独。孤帆出现在凄冷的意境中，凸显了诗人心中的伤感与悲凉。

三、刘诗中使用冷色调舟船意象的原因

刘长卿诗歌中没有逍遥惬意的轻舟，象征着梦想与希望的“春帆”也只出现了一次。他在诗歌中使用的舟船意象都是冷色调的，带有一种凄凉的色彩。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舟船意象本身的内涵、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诗人自身的心态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舟船意象的内涵上看，舟船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其目的就是穿越水域的障碍，到达遥远的彼岸。在行驶的过程中，面对茫茫水域和风浪的阻碍，舟船时常显得渺小无依。这就形成了舟船漂泊无依的象征性。这时，带有孤独凄凉色彩的“孤舟”、“扁舟”、“孤帆”等意象就出现了，这些意象出现在诗歌中，将诗人的孤独悲凉的心境形象地反映了出来。舟船的目的是到达遥远的彼岸，象征着超越与征服，这与古代士人的精神追求是相符的。古代士人的理想是仕途顺利，能够做出一番成就。仕途是那遥不可及的彼岸，士人们便是那一只只乘风破浪有时却漂泊无依的孤舟。“孤舟”、“孤帆”出现在诗歌中，能够反映出那种孤独绝望的心态。古代文人们赋予了舟船特定的文化含义，“孤舟”、“扁舟”、“孤帆”等冷色调的舟船意象更是大量出现在诗歌中，营造出了一种凄凉的意境。

篇4：木兰诗意象分析

木兰诗意象分析

《木兰诗》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首民歌，深受人们的喜爱。可以从艺术形象、创作手法、文章详略、修辞手法、民歌语言等来欣赏其艺术特色。

《木兰诗》，又名《木兰辞》、《 木兰歌》，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首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并称“乐府双璧”。它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一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作为北方民歌的不朽杰作，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葩。

1 刻画“神奇”人物，塑造不朽艺术形象

《木兰诗》是一首英雄的赞歌，它成功地塑造了花木兰这一女英雄形象。作品着力歌颂了花木兰英勇善战的英雄气概，不慕功名的高贵品质，热爱家乡的平民愿望。从木兰身上，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德。木兰原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平民女子，为了保存父老，毅然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两千年前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她这一行为是何等大胆，她抛弃儿女情长，越过重重关山，勇敢地来到前线，这与中国古代女子“绣花楼上，足不出户”形成鲜明对比，她身经百战，历时十年，打败敌人凯旋归来，直到这时同伴才发现她是女郎，经过战争的磨练，从一个普通姑娘成为一个坚强无畏的将军。但她功成不求赏赐，只愿回家与亲人团聚，恢复她当年“当户织”的劳动生活。文章通过木兰织布时“唯闻女叹息”的异乎寻常的情态描写;通过“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的旅途思亲的刻画;通过还乡后“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一系列行动，细腻而真实地揭示了木兰丰富的'内心世界。总之，文章塑造了一个聪明果敢、坚毅质朴、不贪功名、热爱家乡的巾帼英雄形象。

2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这是《木兰诗》有别于北朝时期其他乐府民歌的一大艺术特色。《木兰诗》的前部分—— —木兰决计从军，匆忙备械，万里行军，十年征战，是从不同的角度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叹息”中流露出人们的痛苦和无奈;“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年迈之人都不能幸免，写出兵役负担沉重的苦难现实;“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表达了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写出战争的长期性、严酷性。木兰从军这部分，作者运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木兰诗》的后部分—— —还朝拒赏和回乡团聚，写出木兰的愿望和理想—— —热烈地渴求和平安宁的生活。这部分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读完《木兰诗》我们冷静理智地想一想，木兰，不是什么将门之后，未习武，未读书，而是在家织布的寻常女子，在长期酷烈频繁的战乱中能活着回来，已是命大福大造化大，是奇迹;而她不仅活着回来，还建功立业，官封尚书，阖家团聚，在那“野死不葬鸟可食”、“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的惨痛现实里，这无疑是浪漫的梦，是作者有意涂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木兰诗》在塑造木兰形象时，没有沉溺于血与泪的现实不能自拔，而是摆脱了沉重现实的束缚，在地狱般黑暗的现实中燃烧起理想的火炬，使在黑暗中的人们看到希望。它不仅写出现实生活是怎么样的，而且给人一股清新的力量。《木兰诗》写出的理想，是那样的明快、热烈、温馨。黑格尔说：“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结构分析】

全诗紧紧扣住木兰从军这一主题，突出了木兰这个英雄形象。

这首诗按照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结束，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2自然段)，叙述木兰代父从军的缘由。开头八句“唧唧复唧唧……女亦无所忆”是当时民歌的套头，交代了木兰从军的缘由。“套头”也称“套语”，即用比较固定的词语或句式作为民歌的开头。这虽不是《木兰诗》所仅有，但也是从内容需要着眼写的，是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乐府民歌《折杨柳枝歌》中也有这样的“套头”：“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诗一开始，先以象声词“唧唧”引出“木兰当户织”的形象，点明了主人公的名字及身份。接着写木兰停机叹息这个与往常不同的情景，不免使人产生疑问，从而引出下文。木兰究竟为什么叹息呢?作者用民歌中常见的问答形式，造成悬念，吸引读者，强调木兰别无它想，别无它念，只因朝廷征兵火急，父老弟幼，无法应征而叹息焦虑。“愿”、“替”二字写出了木兰深明大义，经反复思虑，毅然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第二部(第3自然段)，写出木兰准备出征和奔向征途。“东市买骏马……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写木兰出征前紧张的准备工作和木兰辞别爷娘、踏上征程的情景。

西魏(535～557)至唐初行府兵制，当时应征者需要自己准备鞍马、弓箭等物。诗中所用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是虚指的。用这种排比铺张的手法既能使句式整齐，富于节奏感和音乐美;又能突出渲染木兰出征前的准备鞍马时紧张忙碌的气氛，显示了民歌的特殊风格。“旦”、“暮”也是虚指，极言时间的短促，有“这会儿”、“那会儿”的意思。这反映了当时战争紧迫、木兰早行夜宿、急速行军的情景。诗中只用了过黄河，越黑山，到燕山，就概括了木兰出征的历程，“不闻……但闻……”既逼真地表达了木兰离家远、思亲切的内心活动，又绘声绘色地写出征战途中的景物。

第三部分(第4自然段)，概写木兰的十年征战生活。“万里赴戎机……壮士十年归”，写木兰转战沙场的戎马生涯。“万里”夸张地写出了征途的遥远，“若飞”比喻行军神速。这就形象地描叙了木兰跃马飞奔、驰骋沙场的英雄气概。“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意思是在北方的寒气之中传来阵阵打更声，清冷的月光照在战士们的铠甲上。这里用对偶句极为简练地描绘了北方战地生活的艰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意思是说身经百战的将军喋血沙场，英勇善战的木兰奏凯归来。“壮士”，是古代对男子英雄的称谓;“百战”、“十年”，极写战争时间长久，斗争激烈残酷，同时也衬托了木兰英勇、机智、善战。这一部分只用了30个字概括了木兰长年行军作战的艰难历程。

第四部分(第5、6自然段)，叙述木兰还朝辞官，回乡与亲人团聚。

第5自然段，“归来见天子……送儿还故乡”，写木兰奏凯归朝，蔑视功名利禄，只求还故乡。首句“归来见天子”，紧承上一部分末句“壮士十年归”，结构紧凑，语言明快。“明堂”，古代帝王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可见天子接见木兰的仪式是隆重的。“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突出木兰功劳之大，皇帝对她赏赐之多。“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突出她鄙弃厚禄的高尚品德，也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第6自然段，“爷娘闻女来……不知木兰是女郎”，写木兰与家人欢聚的场景。这一段，作者通过明快的节奏，细腻而传神地描叙了父母姐弟以不同的神态欢迎木兰归来的热闹场面，交代了故事的结局。“相扶将”是说父母虽上了年纪，还互相搀扶着出城迎接;“理红妆”是写年轻姐姐赶忙梳洗打扮;“磨刀霍霍向猪羊”形象地写出了小弟弟忙着准备佳肴的情景。接着写木兰归还故乡，恢复女儿装的喜悦自豪之情。“出门见伙伴，伙伴皆惊忙。”这一充满喜剧气氛的场面，更加突出了木兰的光辉形象。

第五部分(第7自然段)，是一段吟唱者对木兰的赞词。“雄兔脚扑朔……安能辨我是雄雌?”作者以双兔作比喻，表示了人们对这位乔装出征的女英雄的喜爱和赞美。

篇5：讽喻诗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存诗三千余首，是唐朝诗家中存诗最多的。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喻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这些讽喻诗将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从多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涉及了众多的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反映了白居易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上承《诗经》，汉乐府、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积极反映社会现实，艺术上也自树一格，被誉为“唐代《诗经》”。

一、白居易讽喻诗出现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讽喻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业儒之家。其祖父白B、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多任地方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为其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连皇帝的废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这时，白居易一家也因战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国家暂时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中兴”时期。这种社会表面上的短暂回升，虽未能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却给一部分有识之士带来了改革社会、振兴国事的希望。他们热心从政，跃跃欲试，提出各种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与元稹合写《策林》七十五篇，不断向皇帝进谏，极力主张改革时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社会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他认为诗歌应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关心现实，干预时政，白居易认为这是诗歌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艺术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此，他在任职之上“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幄呼。常增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子》)因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与元九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豪们“扼腕”“变色”“切齿” (《与元九书》)。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愤怒地写到“私家无钱轳，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一语中的地揭露了两税法的弊端。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地方把定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对他们的气焰、权势和奢华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无情的鞭挞。《卖炭翁》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采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对，体现了诗人“不赏边功防黩武”的思想。著名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相“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觉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缚戎人》描写一个“一落蕃中四十载”的汉人的遭遇。他为了返回故乡，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贪功的边将抓住当作“蕃虏”，“配向江南卑湿地”，含冤莫辩。这个“汉心汉语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实的爱国情感。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已之私利。《红线毯》、《歌舞》、《缭绫》等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统治阶级昏庸无能，醉生梦死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别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发财，喜新厌旧而被抛弃，《井底引银瓶》中年轻女子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被逐。《议婚》、《太行路》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妇女们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对宫妇问题尤为关注，象《上阳白发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爱情的老宫女，《后宫词》中“几个春来无泪痕”的三千宫女，《过昭君村》中把脸“烧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对腐朽的宫女制度的严正抗议和血泪控诉。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切中时弊，关心人民疾苦，无不体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讽喻诗大都选材真实、典型，主题明确、单一。《秦中吟十首》是“一吟悲一事”，《新乐府》五十首都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这就使诗的主题专一、明确，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他所有的讽喻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

白居易的讽喻诗极善于运用简练的外貌描写，细致的心理刻画，人物的语言行动以及写景、议论等多种手段，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如《卖炭翁》中的卖炭翁，《观刈麦》中的贫妇人，《上阳白发人》中的老宫女，《新丰折臂翁》中的老翁，《轻肥》中的宦官等，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如《卖炭翁》中，对卖炭翁的形象、心理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刻划，连细节都十分精致，“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就是著名的心理描写的警句。在对卖炭翁矛盾心理的揭示中，突出了一车炭对他的重要性，从而深化了“苦宫市”的主题，笔端饱注对这位贫苦农民的同情，倾向性很鲜明，却避免了议论化。这一点在《上阳白发人》中表现得更突出，诗对她孤独寂寞的生活环境和凄凉的心境的描写，抒情味很浓，诗中透露的悲剧气氛很感人。

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也是讽喻诗的重要特色。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d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再如《观刈麦》、《村居苦寒》中作者和农民的对比，《买花》中富人与田舍翁的对比等，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使读者从鲜明的对比中，看到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从而更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剥削者的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直接发议论，也是讽喻诗的特色之一。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都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象《买花》、《重赋》、《轻肥》、《杜陵叟》等诗，都是先有具体的叙事，生动的描写，接着是画龙点睛的议论，对事情作评说深化主题。

质朴自然，通俗平易是讽喻诗语言的主要特色。白诗的语言以通俗平易为基本风格，往往以平易流畅的语言娓娓陈述，唱叹有情，扣人心弦，间有议论，发人深省，语言的通俗和尖锐的讽刺相联系，真正做到“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他的讽喻诗的语言接近于人民的口语，随口而出，如话家常，然而语虽平易，意却警策，所以袁枚在《续诗品》中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白诗语言是“用常得奇”，这些品评都较为中肯。

从艺术的角度分析，由于白居易救治现实的功利色彩太浓，所以相应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写时事的作品，不是来自于作者自己亲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组织而成，说教意味偏浓。在语言运用上，或是太过激切，或是过分通俗、浅显，结果有失诗歌语言的蕴藉、含蓄、精炼之美。但偏不概全，瑕不掩瑜。白居易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作用，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讽喻诗白居易]

篇6：白居易琴诗

白居易琴诗

作为古老的民族乐器，琴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琴不但具有娱乐之功用，还是文人士大夫的修身养性的工具。白居易是爱琴懂琴之人，他的琴诗是唐代诗人中最多的。

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距今已有30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所以说琴是文化瑰宝，是因为琴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古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乐器，我们在欣赏琴曲的同时不能将它同中国文化相剥离，古琴文化也不是简单的音乐文化，它与文人阶级的精神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儒家文化。《礼记》云：“士无故不撤琴瑟。” 琴棋书画不但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之具，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而琴居其首，由此可见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提到琴诗我们就不得不谈到白居易，白居易是酷爱音乐的文人，笔者以朱金成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为底本作了统计后发现，白居易的琴诗共125首，是唐代琴诗最多的诗人。他对琴有着特殊的爱好：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好听琴》)此时的琴是抚慰诗人的灵药，空灵静好。“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冬日早起闲咏》)琴是寂静时默默诉说心声的朋友。“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听幽兰》)“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 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北窗三友》)琴是与诗人志同道合的道友。《琴史》记载：“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以文章德范称于宪穆文武之间。自云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官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在日常生活中，白居易以琴来自娱，而在失意时以琴作为抚慰。白居易还十分重视社会大众对琴乐审美的变化，他对和琴音效果、古琴为何衰微的原因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白居易的一生几乎是与音乐为伴的。

白居易琴乐审美观——恶俗倡雅

唐代以来，自西域胡乐开始盛行，打破了原有的音乐系统，中原的旧乐与西域的胡乐相融合，形成了与旧时雅乐和清乐不同的音乐系统，曾经用于郊庙祭祀的雅乐也只不过成为仿古的模拟品来装点礼仪仪式。与此同时，西域的乐器如琵琶、觱篥、羯鼓也开始在中原流行起来，所以琴的地位也逐渐“曲高和寡”。“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秦中吟十首》)“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五弦弹》)都说明了当时琴乐的衰落。《新唐书·音乐志》载：“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由此可知，唐代的音乐艺术总体呈现出一种异彩缤纷的局面，残存的清商乐已经走向没落，而中亚及西域康国、安国、高昌、疏勒、龟兹等外来音乐占据了唐代音乐的主要舞台，进而形成了以龟兹乐为基础的新音乐。新音乐在初期以节奏明快的乐曲和热烈优美的舞蹈为主流，这在当时是符合人们的社会审美需要的，而从容雅缓、曾被隋文帝称之为“华夏之声”的清乐便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白居易《废琴》便是当时琴乐衰落的真实写照：“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诗，白居易主张废去古琴，因为古琴声淡无味，遗音冷冷，与现代人的情感格格不入，而羌笛与秦筝才是世人喜欢和热爱的对象。但若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是白居易对古琴音乐衰落现象发出的沉重感慨：即使我不辞辛劳为你演奏，你也并不爱听，这多么令诗人伤心!白居易是诗人，是热爱生活的文人，他喜欢酒，喜欢诗，喜欢琴乐。诗人视琴为知己，他自然明白这位清高的朋友从传世以来就有不可克服的缺点，但是当他看着琴乐的处境不佳，依然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伤感。诗人还说明了导致琴乐衰落的直接原因——“羌笛与秦筝”。这里的“羌笛与秦筝”不是特指专门的乐器，而是泛指羌笛、琴筝一类的胡乐器。唐玄宗时“胡部新声”在内地广泛传播，乐器种类极其繁多，不但有音域宽广的琵琶弹弦乐器，还有羯鼓等打击乐器，笙、笛、觱篥等吹乐器，尤其是琵琶在当时极为流行。隋唐燕乐都依琵琶定律，出现了许多琵琶高手，“尽日听弹无限曲”(元稹《琵琶歌》)，便是当时琵琶流行场面的真实写照。将琴与当时俗乐演出的局面相比较，琴之缺陷便更加显而易见：“秦筝箫管和琵琶，兴满余尊酒余赊，歌舞留春春似海，美人颜色正如花。”(唐彦谦《春日偶成》)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俗乐的热闹场面：几种乐器混用，有箫管、秦筝、琵琶，不仅如此还有美人歌舞，试想象下那是怎样热闹的场景，人们相聚在一起尽情欢乐，纵情起舞，这样的繁华又怎是琴所能够企及的。与喧闹的俗乐器相比较，琴的疏淡平和更为低调，这也是它逐渐不被大众重视和喜欢的原因之一。古琴音乐音量偏小，更偏向于自娱，于是它更多保留了文人的雅趣，始终没有走出文人阶层，一直与普通的老百姓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也是其衰落原因之一。

在白居易的音乐审美观中，他在继承前人以古琴为雅正之音的基础上，以崇雅、平和、清淡作为审美标准，而且对雅乐与俗乐的爱憎态度极为明显。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答桐花》中表达了他的喜好：“泠泠声满耳，郑卫不足听。”“郑卫之音”原是指春秋时郑国、卫国的民间音乐，后因《论语·卫灵公》有“郑声淫”之语，后人便以郑卫之音作为淫乱的音乐。在这里，郑卫之音指的是当时俗乐，白居易认为俗乐是不堪听的，他甚至丝毫不掩饰对俗乐的厌恶之情，他在《五弦弹》的副标题上便直接发出自己内心的愤怒：“恶郑之夺雅也。” 这与《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批评郑卫之音有喧宾夺主之嫌。他在文中说道：“远方士，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更从赵璧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他认为一唱三叹，曲淡声迟，能够恢复人的元气，使人精神爽朗的音乐才是真正的“正始之音”，这样的音乐可以使人回归心灵上的平静，也符合音乐的审美标准。而对于世人喜欢热闹欢快的俗乐而将雅乐抛至一边的现象，白居易显得有些无奈。 二、白居易与文人琴——琴之雅趣与高志

梁昭明太子肖统《陶洲明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他对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情这一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弦音乐也曾被认为是音乐美的最高境界。有人认为这里的无弦琴是指能够发出具体声音之外的大音(大音希声)，又或者是空明的佛家境界，更有人提出无弦琴寄托了亡国之音和知音难觅的情感。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无弦音乐并不是指琴的表面上有弦无弦，而是指音乐内在的神韵，与演奏者或者倾听者所想表达的情感有关。琴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音乐，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心态，是与世俗截然相反的高雅的情趣与格调，是日常生活中闲适的心情，是演奏者与琴与世间与自己内心沟通的桥梁，是追求与琴同在寂静美好的状态。“琴中趣”便在此处，与音乐是否动听、旋律是否优美没有关联，有弦无弦，甚至有无真实的声音都不能影响琴的美感，这也是“但识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的.真实意思，而白居易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白居易的诗中有很多对于琴声的描写：“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夜琴》)“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秋夜琴兴》)从白居易对于琴声的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琴声淡，调声缓，清冷甚至是“无味”，与能够千变万化的琵琶相比，琴声过于淡雅、平和、沉稳，不适合作合奏乐器，更适合独奏，这便更加突出了琴的萧瑟与寂寞。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琴对环境还是有要求的，琴是能够带领我们去往宁静世界的媒介，它与喧嚣和热闹是不可调和的。有两首诗都提到了“夜深”，当然并不是要夜深才能够弹琴，而是在夜深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万籁俱寂，人声俱灭，弹琴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琴和诗人能够更好地进行交流。“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说明琴的归属性是很强的，诗人自得其乐，陶醉在琴声之中，而不愿也不屑与他人分享。这并不是诗人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美妙的音乐，而是琴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除了环境，琴对于弹琴之人也有苛刻的要求：在弹奏琴曲时，首先要平和自己的内心，除去暴戾不安与躁动，只有将自己的心灵沉静下来才能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才能与琴共为一体，才能真正体会琴之趣味，达到“感化天地”的境界。而正是因为琴对弹琴者有着苛刻的要求，以及琴的疏淡平和之音可以使人内心平静安宁，琴也是修身正己和复兴礼乐的最佳乐器，这也是诗人所倡导的。

除去琴声的淡雅，琴独立的姿态与脱俗的品质象征也是琴的另一特征。这点要从琴的历史谈起。琴自古就是正统的乐器，是承载儒家文化的重要器物，它在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古琴可以奏于宗庙，可以用于和谐夫妻感情，可以使君臣恭肃，可以造就培养人的德行，用于家中则长幼有序。琴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古之君子，无论是积极入世还消极避世，琴都是文人高雅情趣的象征，自然也是后代人所敬仰的典范。

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信意闲弹秋思时，调清声直韵疏迟。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弹秋思》)《论语·泰伯·第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可以使人的心性完善，在白居易的诗中琴声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琴不仅仅是修身养性的工具，作者还融入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与高洁品质，使琴产生了与作者心灵心心相通的品格——琴格。这里的琴格是作者内心空明无扰的写照，不需要世俗的赞赏，不需要世间眼光的认可，琴思与作者孤傲的心灵相通，获得一片清净便可。古琴低调淡雅的品格与热闹喧哗的其他乐器相比自然是逊色一筹的，但是即使不被理解、不被重视，琴声依然坚持自我。但正是因为这种寂寞使诗人与琴结下了不解之缘：“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寒松无妖花，枝下无人行。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众目悦芳艳，松独守其贞。众耳喜郑卫，琴亦不改声。怀哉二夫子，念此无自轻。”(《邓鲂、张彻落第》)在这里，古琴的实用性消退，象征意味加强。“古琴无俗韵”是不被世人喜欢的原因，但也代表了古琴是与俗相对立的，是雅的代表。在白居易的诗里，诗人将古琴与寒松相比较：“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天冷了才知道松柏是最后才凋零的，倘若更进一层去理解这句话，孔子是用松柏来比喻君子，在污浊的社会里松柏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被世俗所感染，保持着自己坚韧的姿态，所以寒松历来都是坚韧的代表。“无俗韵，无妖花，守其贞，不改声”，这是诗人对琴和松柏的描绘，又何尝不是诗人对自我的要求与真实形象的写照?可以说，这里的琴与诗人是融为一体的，琴即诗人，诗人即琴，同样落寞，同样坚韧。诗人也用琴的孤洁品质来鼓励邓鲂、张彻，劝慰他们不要轻视自己，不要轻易放弃。事实上诗人难道没有自我勉励的意味吗?答案不言而喻。此外诗人还在《池鹤八绝句·鹤答乌》中用“吾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的诗句直接来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高洁志向。

篇7：白居易的诗

白居易的诗

1、《池上》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忆江南乡》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3、《除夜寄弟妹》

感时思弟妹，不寐百忧生。

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

病容非旧日，归思逼新正。

早晚重欢会，羁离各长成。

4、《南浦别》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

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

5、《和除夜作》

君赋此诗夜，穷阴岁之余。

我和此诗日，微和春之初。

老知颜状改，病觉肢体虚。

头上毛发短，口中牙齿疏。

一落老病界，难逃生死墟。

况此促促世，与君多索居。

君在浙江东，荣驾方伯舆。

我在魏阙下，谬乘大夫车。

妻孥常各饱，奴婢亦盈庐。

唯是利人事，比君全不如。

我统十郎官，君领百吏胥。

我掌四曹局，君管十乡闾。

君为父母君，大惠在资储。

我为刀笔吏，小恶乃诛锄。

君提七郡籍，我按三尺书。

俱已佩金印，尝同趋玉除。

外宠信非薄，中怀何不摅。

恩光未报答，日月空居诸。

磊落尝许君，局促应笑予。

所以自知分，欲先歌归欤。

6、《新栽梅》

池边新栽七株梅，欲到花时点检来。

莫怕长洲桃李嫉，今年好为使君开。

7、《惜牡丹花》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

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

8、《劝我酒》

劝我酒，我不辞。请君歌，歌莫迟。

歌声长，辞亦切，此辞听者堪愁绝。

洛阳女儿面似花，河南大尹头如雪。

9、《望驿台》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

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10、《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篇8：白居易的诗

上香炉峰——白居易

倚石攀萝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纱巾。

他时画出庐山障，便是香炉峰上人。

鹅赠鹤——白居易

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

雪颈霜毛红网掌，请看何处不如君？

莫走柳条词送别——白居易

南陌伤心别，东风满把春。

莫欺杨柳弱，劝酒胜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