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简介】感谢网友“塔塔里等29人”参与投稿，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刍议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共10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篇1：刍议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刍议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迅速。截到1994年底，已有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银行在我国20个城市设立了393家代表处，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银行在我国13个城市设立了118家业务机构。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强化对其监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一、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必要性
1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外资银行的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是：开辟了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新途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为国内“三资”企业及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较完善的涉外金融服务和国际市场信息服务；为国内金融机构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培育现代金融管理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强化了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机制，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等等。但是，由于外资银行所涉足的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行业――金融业，它们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我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善、金融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难免会对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带来冲击，增大货币政策、贷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的制定、实施难度。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从现行制度来看，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业务范围的限制和进入程序的管理上。业务范围的限制方面，主要是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及吸收国内企业、个人的人民币、外币存款。进入程序的管理方面，一是要求外资银行携入资金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二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进入附加对等设行的条件；三是外资银行一般只允许在沿海开放地区设立分支；四是申请在我国设立分支的外资银行总行必须出具对该分支承担税务、债务责任的担保书；等等。应该说，这些监管措施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深入发展，现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已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特别是“复关”后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修改和取消现行对外资银行过于僵化和严厉的管制措施，向国际惯例靠拢，短期内必将对国内金融业造成较大冲击。从这一角度说，如何改善和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强化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几点构想
1.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
70年代以来，西方在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股金融管制自动化的潮流，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风险的增加。为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加强了对银行业的风险性监管。比如日本将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分类、分项、分点列入“检查表”中，以此为标准对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核对，这样问题在刚出现苗头时就能被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使各金融机构始终都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以减少其对我国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2.建立日常报表分析、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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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刍议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论文
刍议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迅速。截到1994年底，已有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银行在我国20个城市设立了393家代表处，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银行在我国13个城市设立了118家业务机构。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强化对其监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必要性
1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外资银行的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是：开辟了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新途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为国内“三资”企业及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较完善的涉外金融服务和国际市场信息服务；为国内金融机构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培育现代金融管理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强化了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机制，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等等。但是，由于外资银行所涉足的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行业――金融业，它们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我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善、金融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难免会对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带来冲击，增大货币政策、贷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的制定、实施难度。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从现行制度来看，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业务范围的限制和进入程序的管理上。业务范围的限制方面，主要是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及吸收国内企业、个人的人民币、外币存款。进入程序的管理方面，一是要求外资银行携入资金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二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进入附加对等设行的条件；三是外资银行一般只允许在沿海开放地区设立分支；四是申请在我国设立分支的外资银行总行必须出具对该分支承担税务、债务责任的担保书；等等。应该说，这些监管措施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深入发展，现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已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特别是“复关”后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修改和取消现行对外资银行过于僵化和严厉的管制措施，向国际惯例靠拢，短期内必将对国内金融业造成较大冲击。从这一角度说，如何改善和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强化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几点构想
1。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
70年代以来，西方在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股金融管制自动化的潮流，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风险的增加。为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加强了对银行业的风险性监管。比如日本将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分类、分项、分点列入“检查表”中，以此为标准对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核对，这样问题在刚出现苗头时就能被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使各金融机构始终都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以减少其对我国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2。建立日常报表分析、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依赖日常报表分析，其他监管方式很少采用。今后除了应落实专门人员对外资银行进行日常报表分析以外，对报表分析中所发现的问题，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进行有重点的实地检查或非实地检查。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还可由人民银行总行或其分行派出常驻检查组，加强监督。
3。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一般实行国民待遇，因而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并不区分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这一模式也应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的方向。但鉴于我国具体国情，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仍需分开管理。对外资银行的集中管理，可以现有的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为基础，合并外汇管理局和稽核司中从事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人员，组建“涉外金融机构管理司”，作为我国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国内银行跨国经营等事宜的最高机构；对一些外资银行较集中的城市，可在当地人民银行设立“涉外金融机构管理处”，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且这种监管应归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以树立监管工作的权威性。
4。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已颁布了几个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但完善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远未建立，在此情况下要防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不正当行为是很困难的。必须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法规体系，才能使我们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化、规范化，从而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5。建立外资银行作用评级制度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对我国的外资银行进行信用评级：（1）在华业绩。用以评价外资银行对我国的贡献。（2）遵守我国法规情况的记录。用以评价其经营的守法程度和相关风险。（3）经营素质。用以评价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内部管理质量和盈利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将上述几方面内容细分为多个具体指标，并规定相应权重和评分标准，由人民银行或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对各外资银行进行评分，根据得分高低将外资银行分成不同的信用等级，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介上公布，以充分调动外资银行抵御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自觉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安全运转，而且也可减轻监管机构的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外资银行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
6。建立定期外部审计制度
在金融监管体系较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如英国、香港），一般都要求外资银行聘用外部审计师并定期公开其主要财务报告。借鉴这一做法，我国也应规定外资银行必须至少聘请一名经当地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并在必要时可由人民银行另行指定有关机构对其进行审计；外资银行的有关财务报告应定期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在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予以公布，以使外资银行不仅接受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同时也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
7。完善监管程序，建立上诉制度
我国现行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13条只规定了设立外资金融机构的申请者在90天内未接到人民银行的正式申请表时，其申请即自动失效；对于外方申请者或外资银行不服各级人民银行监管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时的申诉问题并未作明确规定。建议我国应建立外资银行上诉制度，在外资银行对人民银行监管部门的有关裁定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上诉。这样一方面可从外部来监督我国监管机构的公正执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外资银行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树立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良好国际形象。
篇3：论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
论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
内容摘要：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银行的监管都由合规性监管转向了风险性监管。本文在研究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规定的基础上，参照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对我国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了具体分析和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 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 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 Arthur Williams Jr）和汉斯（Richartcl M. 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 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 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 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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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原则论文
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原则论文
1979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在北京开设代表处，标志着我国金融业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直坚持有计划、有步骤的适度政策。截至1995年底，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设立了142家营业性机构。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20家、外资银行5家、中外合资银行5家、中外合资和外资独资财务公司5家，到1995年底，已正式营业的外资银行和财务公司共有129家。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资产额达191.4亿美元。[注释]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也初步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地分支机构为主，内容包括从开业审批到经营监管的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文分别简称为《条例》、《细则》和《办法》）。
《条例》和《办法》共规定了六种外资金融机构的形式，其中属于外资银行的有：
（1）外国银行分行，这是外国银行在华设立的分支机构，从数量上看占主要部分。
（2）外国银行代表处，指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获准设立并从事咨询、联络、市场调查等非经营性活动的派出机构。因为其所从事的主要是非经营性活动，对其监管比较简单，本文不予讨论。
（3）中外合资银行，指外国金融机构同中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银行。
（4）外资银行：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总行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从《条例》对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的条件要求来看，[注释]此处的外资银行应理解为外国金融机构在华投资设立的子银行，也有称为附属行的，为和标题中的总称外资银行相区别，本文将此类银行称为外资子银行。
从这样四种形式来看，对其管理均涉及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即涉及到技术问题，也涉及国际间的协作问题。本文拟首先讨论近年来国际间所确立的对于跨国金融机构（主要是跨国银行）的监管合作原则，然后再分析其在我国的适用。
一、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原则
跨国银行是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各国一般普遍接受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在其提交的《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第三次调查》中下的定义：“跨国公司是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它在一个决策体系下经营，各实体间通过股权或其他形式密切联系”。跨国银行在本世纪发展迅速，各国对它的监管一般是基于两大类原则。
（一）股权原则和母国监管原则
所谓股权原则是指股东有权对其资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并承担责任。依此原则，跨国银行的总行必须对其所设立的分行和子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和承担责任。而按照国际公法上的国籍原则，一国对其国民的行为、利益或其他关系，不论发生在境内境外，均可以行使管辖权，即跨国银行的国籍国可对跨国银行行使管辖权，由此可以推出母国负责监管跨国银行的原则。
对跨国银行实行控股权原则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司法一般规定总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应承担民事责任；对子公司则仅以所投股份承担有限责任。依此，跨国银行母行对其在我国设立的分行应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责任；但对其在我国设立的子银行和合资银行只承担有限责任。然而，普通公司法尚有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转移资产以逃避税收和债务的规制，而银行则本身既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在各个银行、企业之间货币的流入注出为当然之事，在此，对关联企业的限制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很多国家因此禁止设立外资子银行，只准设立分支行，而允许设立子银行的国家也往往在立法中加重了母行的责任。如德国银行法为了保护德国境内债权人的利益，就在对外资子银行的设立条件中加重了总行的责任，要求（1）外国银行总行应提交保护说明书；（2）根据存款保护基金会的规定，要求外国总行提交赔偿保证书，保证赔偿该基金会为挽救子银行而可能遭受的损失。
（二）地方市场原则和东道国监管原则
地方市场原则引出的是东道国监管原则。外资银行在东道国活动，对东道国的经济秩序会造成影响，东道国家依据国际公法之领域原则当然有权对其进行管辖；另一方面，东道国为外资银行提供市场，可以直接了解当地金融市场和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情况，由其对外资银行的日常经营情况进行监管比较方便和直接。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正是上文所述的跨国银行之间的资产流动性和银行的特殊性致使这两大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冲突。如甲国的A银行在乙国设立分行，因分行不具有独立性，故应归甲国监管。但如A行总行破产，则依法在乙国的分行也应同时宣布破产清算。但如该分行在乙国吸收存款，则其破产对乙国的经济秩序影响极大，极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乙国对此决不会坐视不管，从而产生了管辖权的冲突。
正是鉴于1974年原联邦德国的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起，十国集团和瑞士的中央银行在巴塞尔开会讨论对跨国银行的国际监督和管理问题。1975年2月成立了常设监督机构“银行管理和监督行动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又称库克委员会。1975年9月，该委员会达成了第一个文件，即《对银行的外国机构的监督》。一般称之为第一个“巴塞尔协议”。
该协议是对两大原则冲突的第一次调和尝试。该协议认为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和东道国都负有监管的责任，双方应当分工合作。协议规定东道国监督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资子银行的清偿力；总行则负责其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对于子行的流动性总行负道义上的责任。此外协议还要求监督当局之间互通信息，克服银行保密法的限制，允许总行直接检查其海外机构，否则东道国则代为检查。该协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但由于对两大原则的平行使用，不分主次，也引起监管责任的含混不清。
197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综合资产负债表原则”，确立了综合管理法，即把跨国银行的总行、国内外分行、子行作为一个整体，从全球角度综合考察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清偿力、外汇头寸、贷款集中性及面临的风险。综合管理法的确立表明巴塞尔委员会逐渐偏向于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同时突破传统股权原则的限制，将分行和子行均统一到一起计算，考虑到了跨国银行业的特殊性质。
在综合管理法的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了重大修改。1983年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出台，一般称之为第二个巴塞尔协议。此协议规定，把分行的流动性由过去的.东道国负责改为东道国和母国共同负责，即基于综合管理法，总行从全球角度管理其流动性；子行的流动性则仍由东道国负责管理。同时，也要求总行开具保函，保证对子行提供备用信贷。关于清偿力，其规定分行的清偿力由母国负责；子行的清偿力由东道国和母国共同负责。母行所以负责，当然仍是基于综合管理法。对于合资银行，则由东道国负主要责任，但如果外国银行占有多数股权，则仍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共同负责其清偿力。对于外汇管理，则由母国和东道国共同负责，总行负责管理其全球的外汇头寸，东道国则只管理其境内的外汇交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巴塞尔协议体现了“以股权原则为主，当地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管为辅”的总体思路，对监督责任的划分比较明确，比第一个巴塞尔协议有显著进步。
在此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努力成果又表现为1988年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一般称之为《巴塞尔报告》，它规定了对国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统一要求，是对巴塞尔协议的具体化。
综合管理法当然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1）综合管理法要求总行对海外分行和子行实行全面控制。母国对总行的监管往往和东道国的国内法，如关于银行保密等义务相冲突。1984年著名的香港美国大通银行案即为一例。[注释]
（2）综合管理法注重强调母国的监管责任。一方面，目前著名的跨国银行的母国多为发达国家，容易造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害；另一方面，强调了母国监管责任，也会使东道国放松管制以吸引外资的进入，从而造成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不力。
（3）综合管理法允许总行对其全球的分行和子行进行资金的内部调拨，这往往容易使东道国的有关管制落空；并且资金的内部转移也有可能对东道国的经济秩序、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
尽管如此，综合管理法在目前仍不失为比较合理和全面的一种监管办法，为各国所采用。美国在1991年底通过的《加强外国银行监督法》规定：除非外国银行在其原籍国（母国）受到全面的监督，且承诺依美国金融管理机构之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否则该银行不得在美国境内营业。同时还规定：外国银行在美分支机构与美国银行一样适用美国国内的银行法规；美国联邦储备局有权核准外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命令其停止营业，或是对之实施金融检查。美国对外国银行的监管就是一个适当分配母国监管权和东道国监管权的好例证。而欧盟则一方面规定了各会员国金融机构应符合的最低标准，如最低资本额及经理、董事的任职标准等；另一方面采取“互相承认”原则，即各会员国（东道国）必须承认其他会员国就其金融机构所发之执照以及依该国法令所准许之营业项目。相比而言，欧盟的方法过于强调母国监管，但因过于放松东道国的监管，而不能同时保证跨国银行受到全面的监管。所以，欧盟目前亦拟采用类似美国的监管制度。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从《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来看，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部分吸取了美国《加强外国银行监督法》的优点。这主要表现在强调申请在我国设立各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申请者，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要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但从总体来看，我国是不承认以综合管理法为基础的第二个巴塞尔协议确立的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的。我国既允许设立分行，又允许设立子银行和合资银行，对业务范围未加区分。但只要求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的，其总行要提供对该分行承担税务、债务的责任担保书。从监督管理上，我国区分子银行、合资银行与分行，对前两者有注册资本、资本充足率、同一贷款上限等风险管理要求；对分行则无这些要求。可见，我国是以普通公司法原理来对待这两类外资银行的，将前者作为独立法人处理，承认其总行只承担有限责任，而这一点，我们前面已谈过，是不符合跨国银行的特殊性质的。同时，我国如果过于强调东道国的监管，会在国际合作方同遇到困难，与强调母国监管的国际惯例相冲突，容易受到他国的对等对待，既不利于引进外资，也不利于我国银行在国际上的竞争。
总的来说，我国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方面，面临着两个矛盾：一是吸引外资的需要和加强监管的矛盾；二是作为东道国监管原则与母国监管原则的矛盾。第一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引进外资银行对我国会带来诸多利益；另一方面我国又担心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负效应而要对它进行监管，监管力度不够的话，负效应无法抑制；但如监管过于严格，在当今世界各国竞相放松金融管制的环境下，我国又会失去投资吸引力，达不到引进外资银行的目的。如何保持适度的监管，看来确实是一个难题。第二种矛盾是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基本矛盾，上面已着重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笔者以为，我国从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应适用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如果我们选择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我们是有可能摆脱矛盾的两难境地的。首先，坚持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管，第二个巴塞尔协议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依此，跨国银行仍然受到母国的全面监管。而依照综合管理法的话，总行的安全也可保证外国机构的一定安全。毕竟，监管只是手段，防范风险、安全经营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其次，在坚持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时，我们完全可以依照巴塞尔协议对监督责任的分工，辅之以东道国的监管，而不会使跨国银行缺乏监管，有空可钻。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更好地吸引外资的目的，而不至于象现在这样一味在“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间追求平衡，以至造成中外双方不能公平竞争，双方均有怨言的情况。
那么，坚持以母国为主的原则，会不会造成对我国主权的侵害呢？应该承认，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立法者在立法时注意平衡，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如完善有关银行为客户保密的规定，可以规定一些材料和信息经审查后才能提供给外资银行的总行等。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发展，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准。笔者建议我国可贯彻巴塞尔协议确立的原则，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逐步从以东道国监管为主向母国监管为主转化，从大趋势来看，我国只有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才有可能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
篇5：论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经济论文
论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经济论文
内容摘要：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银行的监管都由合规性监管转向了风险性监管。本文在研究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规定的基础上，参照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对我国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了具体分析和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 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 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 Arthur Williams Jr）和汉斯（Richartcl M. 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 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 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 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 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第12条规定，“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要求对产生于交易业务活动的价格风险提供明确的资本金准备、对与市场风险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设置系统的定量和定性标准、保证银行管理层实施了充分的内部控制等。
（四）其他风险管理
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等。根据《核心原则》第13项的要求，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五）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银行业务能根据银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以谨慎的方式经营。而“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英美国家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
（一）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 (the RATE framework) ”⑦
19，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 and SCALE frameworks）”，所谓的RATE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Risk Assessment）、监管措施（Tools of Supervision）、价值评估（Evaluation）的缩写，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简称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第一，风险测评。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风险测评分为八个步骤：1.确认风险评估的重点方向，2.取得事前信息（包括与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联络），3.做出初步的风险测评，4.现场检查，5.做出最终的风险测评，6.建立初步监管体系，7.保持监管的一致性（包括建立RATE专题小组和质量保证会），8.向银行反馈信息。其初步风险测评主要参照九个方面的因素：CAMELB指标（主要用于分析商业风险）和COM指标（主要用于分析控制风险）。CAMELB指标包括资本（Capital）、资产（Assets）、市场风险（Market risks）、盈利（Earnings）、
债务（Liabilities）、业务（Business）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Control）、组织（Organization）、管理（Management）三个方面。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Quadrant A B C 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1.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Reporting Accountants Report），2.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领域进行检查（Traded Markets Team Visit），3. 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信用领域进行检查（Credit Review Visit），4.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Liaison with overseas regulators），5.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Prudential meetings），6. 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Ad hoc meetings）。
第三，价值评估。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每年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包括“ROCA”等级评估制和VAR风险测定方法。
第一，双重评估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适用CAMELB&COM指标。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 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 ability）、盈利状况（earning performa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代理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 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 quality）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
第二，VAR风险测定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遭受到重大的商业风险，坏帐逐年增加，许多银行认为，单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公式会扭曲贷款和投资决策，因而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Value at Risk，风险值）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其步骤为：首先，选定一组影响交易组合价值的市场因素变量，比如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等；其次，假定这些变量所遵循的取值分布或随机过程，比如正态过程；然后，将交易组合的市场价值表示成上述市场因素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的函数；最后，选择某种方法来预测市场因素的变化，从而得到交易组合市场价值的改变量，这就是风险值（VAR）。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思考
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性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⑧。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制定风险监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建立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由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专门性规范，只在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略有涉及。而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Bank 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标。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金融服务权力机构），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 and SCALE 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第二，建立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⑨，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 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 quality）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第三，在资本充足率方面的完善。虽然目前我国有对外资金融机构8%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但这主要是针对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时的审查，缺乏平时经常性地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加以监控。此外，对资本充足率的量化指标固然重要，但还需考察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盈利能力、市场风险等诸多因素，以对银行经营状况、资本素质做出总体衡量评价。同时，我国法规仅涉及利用资本充足率、风险加权来控制信用风险，而忽略了《核心原则》中所提到的其他风险的控制，因而还应采用资金差额管理法、VAR方法等方法对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加以控制。
第四，在资产风险权数规定方面的完善。现有规定按资产风险程度设定的风险权数为五类，但仅考虑了对表内资产的计算，对银行的表外项目的监管则未涉及。而业务表外化使外资银行在不增加资本的情况下扩大经营规模，潜伏着一定的经营风险，因而可以借鉴巴塞尔协议体系的做法，运用信用换算系数对不同类型的表外业务项目和交易的信用风险进行分析，把表外业务也纳入监管，堵塞表外业务风险膨胀的漏洞。
篇6：刍议煤矿的环境监管
刍议煤矿的环境监管
刍议煤矿的环境监管赵华栋
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资源保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煤炭资源保护认识不足，对环境和生态保护重视不够，从而形成了煤炭工业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在造成煤炭资源严重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在一些地区已表现的十分严重。针对这一现状，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用法律的手段对煤矿进行环境监管便显的十分必要。
一、煤矿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严峻
长期以来，我国对煤炭开发采取了“大、中、小型煤矿并举，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导致乡镇、个体煤矿迅猛发展，而这些小煤矿大多布局不合理，设备简陋陈旧，技术力量薄弱，环保措施不到位，其回采率仅10％，远远低于国家规定，这种“掠夺式”的乱采、滥挖使宝贵的煤炭资源遭到严重浪费，并且造成了当地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煤矿造成的环境问题大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采空塌陷加剧生态恶化
多年来，由于煤炭开采沉陷造成我国东部平原矿区土地大面积积水受淹或盐渍化，使西部矿区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剧。据东方网1月7日报道，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在其已完成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对策研究》中统计的数据是截至12月3日，全国煤矿累计采空塌陷面积超过70万公顷，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500亿元。我国重点煤矿，平均采空塌陷面积约占矿区含煤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山西作为产煤大省，是采空塌陷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全省共1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就达2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目前，采空区中6000平方公里的地域已经遭受了地质灾害。大面积的地质灾害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近来，山西省因地质灾害已造成500多人伤亡。另据统计，1980――的间，山西生产原煤34.1亿吨，相应的采空塌陷面积达到8.18万公顷，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2.51亿元。由于采煤，山西省每年新增加塌陷区面积约94平方公里。近二十年的能源基地建设，大规模开采煤炭，造成矿区土地塌陷、地表扰动等地质灾害。截至目前，山西省矿区面积累计已达8000平方公里，其中采空区面积约占5000平方公里，引起严重地质灾害的区域达2940平方公里以上。发生地质次生灾害的范围波及1900个自然村，涉及95万人。据调查，仅1993―2003年全省因煤炭开采就有40余万亩水浇地变成旱地，平均每年4万余亩。在黑龙江省，采煤业的发展致使其土地塌陷问题也较为严重。七台河矿区从1958年开始开发，在50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市下沉2.5米―6.5米；鸡西矿区经过80多年开采，已形成地表采煤沉陷区193平方公里；鹤岗矿区有63.73平方公里的沉陷区，其中最深的地方下沉了30米，在地面上造成6米多的裂缝，而且现在仍在以每年1.3米的速度下沉。
（二）水位下降造成供水紧张
煤炭开采除了造成采空塌陷外，还危及地下水资源，加剧缺水地区的供水紧张。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矿井水、洗煤水和矸石淋溶水等未经完善净化就被直接排放，对周围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仅山西省水资源的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300个亿。公开资料显示，山西省社科院从20世纪80年代起，曾经多次对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进行过核算。核算表明，山西省每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大约占到GDP的15％左右，而新增的GDP大约只有9％左右。据调查，全国96个国有重点矿区中，缺水矿区占71％，其中严重缺水矿区占40％。随着煤炭开采强度和延伸速度的不断加大提高，矿区地下水位大面积下降，使缺水矿区供水更为紧张，以致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大量地下水资源因煤系地层破坏而渗漏矿井并被排出，这些矿井水被净化利用的不足20％，对矿区周边环境又造成了新的污染，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统计，我国煤矿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占全国总废污水量的25％。同时地下水位的严重下降，也使区域内的作物大面积减产，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严重危害农业生产。
（三）废气排放危害大气环境
煤炭开采导致废气排放，危害大气环境。因煤炭开采形成的废气主要指矿井瓦斯和地面矸石山自燃释放的气体。据统计，我国每年从矿井开采中排放甲烷70――90亿立方米；矿区地面矸石山自燃释放出大量含SO2、CO2、CO等有毒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并直接损害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我国目前国有煤矿共有矸石山1500余座，其中长期自燃矸石山389座，严重污染了矿区和周边地区的大气环境，影响着周边居民的身心健康。
二、对煤矿进行环境监管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直接针对煤矿环境监管的规定较少，更多的是在整个矿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煤炭工业作为矿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也应适用这些规定。环境法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逐步建立了一系列关于矿业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其中《矿产资源法》对此做了原则性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环境污染。矿业环保遵循“污染者负担”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现行的主要制度有：1、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制度。《矿产资源规划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为使开发环保并重、提高利用率，设立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制度，对矿山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矿山开发利用的“三废”处理、矿山土地复垦与土地保护利用、矿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及矿区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进行统筹规划并保障实施。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首先应进行环评，在建过程中应实行“三同时”。《水土保持法》规定开办矿山企业必须遵循水土保持方案三同时制度。3、土地复垦制度。矿业环保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复垦。《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及《黄金矿山砂金生产土地复垦规定》中规定了“谁破坏、谁复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土地复垦原则，并要求开发者植树种草，恢复表土层和地表植被。4、矿产资源开发损害补偿制度。《矿产资源法》规定对他人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水法》规定开采矿藏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枯竭或地面塌陷，对他人造成损失的，采矿单位应采取补救措施，负责赔偿。另外其他法也有相关规定。5、污染物集中处置及达标排放制度制度。《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企业污水达标排放进行了明确限制。对超标排放罚款，达标排放征收排污费，严禁有毒废水排放。除此之外，还包括基本农田保护、重大事故紧急处理、限期治理等制度，构成了我国较完善的矿业环保法律制度。
煤炭开采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加快矿山环境治理势在必行。但是在我国现行环保政策法规中，缺乏针对矿山环境保护特点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不利于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但是由于这些规定都是在整个矿业的角度来规定的，针对性不强，关于煤矿环境监管的规定是空白或者即使有规定也很原则，不具有操作性。同时由于我国矿业环境保护法的部门规章过多，各部门法之间缺少协调配套，由于规章效力等级较低限制导致法律的可实施性不强，同时法律调控机制多采行政机制，没有完全发挥市场作用。同时由于当时的条件，原《煤炭法》比较重视煤炭的生产，对于采煤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治理，却只是一笔带过，从而使人们对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治理重视不够。近两年虽然人们重视了，但由于无法可依，对采煤中的破坏环境行为仍难以有效遏制。在修改《煤炭法》的过程中要把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治理放到重要位置。因此，矿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这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三、如何监管
（一）建立采煤环境补偿机制
我们应该在已有法律条款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矿区环境的特点，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这一体系应覆盖矿区发展的全过程，对新上矿山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在采矿山的环境保护和报废矿山的环境重建以及如何推进环境补偿机制，都应给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尽快研究、制订煤炭开采对环境进行补偿新办法，加速改善矿山生态环境，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资金保障
环境治理和解决沉陷问题需要资金的保障。山西最近开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专门针对煤炭而征收的基金政策，开征煤炭价格基金是实现煤炭市场供求平衡、稳定煤炭市场价格的手段），并将该项基金专项用于山西省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如保护资源、环境治理、提高安全水平、解决沉陷问题和煤炭综合利用等方面，这种做法至少在环境治理上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
（三）预防为主
长期以来我们的做法是在造成环境破坏后才去治理，而不是预防环境侵害的发生。()各个煤矿非要等到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才大量投入进行弥补而不是预防。各个企业在给煤炭定价时就应该把防范和治理环境的费用计算在其中。中国不能延续过去“环境无价，矿产品低价，制成品高价”的传统思路，否则这对中国将来环境及经济发展都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以上这些在《煤炭法》的修改过程中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对于采煤所造成的如此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原《煤炭法》规定：“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生态环境。”这一规定太原则、太模糊，致使一些企业采完煤一走了之，根本不管对采煤区造成的塌陷、水和大气造成污染。而我国现行环保政策法规中，也缺乏针对矿山环境保护特点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新《煤炭法》对新上矿山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在采矿山的环境保护和报废矿山的环境重建以及如何推进环境补偿机制，都应给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为解决矿山生态环保的难题，有关环保部门也应该建立健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长效监管机制，严格矿山开采准入制度；完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加强矿山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进一步明确矿区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建立多渠道投资机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资源忧患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矿山生态环境的舆论氛围。
篇7：浅谈我国银行理财监管
浅谈我国银行理财监管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加、居民理财意识、理财意愿日益增长，中国进入全民理财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理财市场发生很大的变化，资产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创新发展动力逐步增强。银行理财新产品层出不穷，理财市场空前的繁荣。理财业务在快速发展和演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银行理财监管理财产品
一、银行理财业务概念
银行理财业务是是商业银行将客户关系管理、资金管理和投资组合管理等融合在一起，向公司、个人客户提供的综合化、个性化服务的一类金融产品。是指理财师通过收集整理客户的收入、资产、负债等数据倾听客户的希望、要求、目标等为客户制定投资组合、储蓄计划、保险投资对策、继承及经营策略等财务设计方案并帮助客户的资金最大限度地增值。
二、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现状
（一）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运作模式的变化
在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初创期，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投资方向基本为银行间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初期的外币理财产品相比，人民币理财产品则更为规范，且客户资金与银行自有资金相互隔离。也就是说，此时的理财产品仅仅依靠银行自身的平台就可以完成产品销售、资产配置、投资决策、清算分配等职能。
（二）理财业务不断推新，产品种类增多
目前，商业银行推出的在市场上流行的理财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结构性理财产品、外币理财产品、人民币理财产品、代客境外理财（QDII）等。伴随着股市、政府政策及投资者的变化，从与黄金、汇率、利率、商品等挂钩各种基础资产挂钩的理财业务到信贷类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层出不穷，理财业务飞速发展。
（三）理财业务规模持续扩张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深化下，理财产品的投资方向发生了相应转变。银行推出的信贷类理财产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理财产品的缺乏，并迅速成为市场主体。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对债券和货币市场类理财产品加大了关注和重视，使得债券和货币市场理财产品总数占到了市场总量的22.9%。总的说来，理财业务投资方向不定，但其规模仍是扩大的。
三、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
（一）理财产品与服务同质化严重，创新能力较弱
目前我国金融业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在该体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空间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包括投资规划、合理避税、遗产管理、资产管理等多项功能，不仅能提供顾问型理财服务而且能够依照客户的理财需求进行委托投资理财与深层次服务。因此，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与服务同质化严重，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二）专业理财人员匮乏
理财服务是一项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不仅要求客户经理全面娴熟地掌握银行业务与营销服务的技巧，而且要求其掌握证券、保险、信托、税收、房地产、收藏品鉴赏等多领域的专业知识。而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理财人员大多从前台柜员中选拔产生，经过简单的相关知识培训就走上工作岗位，专业素质亟待提高。
（三）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滞后。
理财业务作为一项新型的银行业务，蕴涵着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项风险。我国诸多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仍处于粗放型的管理阶段，大多数中资银行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与技术，少数商业银行对风险疏于管理甚至漠视风险的存在。
（四）运行机制不适应发展需要。
由于理财业务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业务与人员仍隶属于个人银行业务部，运行机制也和其他营业分支机构相差无几。但是，与普通营业分支机构相比，理财中心面对的`是少数贵宾客户，这些客户往往要求更为快捷优质的“一站式”服务，而现有的运行机制容易导致前后台业务条块分割，“一站式”服务根本无从实现。
四、银行理财主要监管措施
（一）要求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从表外转入表内
通过银信理财合作业务，商业银行能够将部分贷款转移至资产负债表外，从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存贷比考核以及资本充足率要求对信贷业务的约束。转表要求是减少监管套利活动并降低其对审慎监管有效性和信贷调控效果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二）规范理财产品基础资产结构
银行理财产品基础资产纷繁复杂，它们可以是利率、债券、票据、信贷资产、股票、衍生品、黄金等。与转表要求相似，缓解理财业务对审慎监管有效性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面冲击也是监管部门对基础资产结构限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限制或禁止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变相高息揽储
存款是商业银行的根本。在存款利率受到管制和负利率冲击之下，通过理财业务来挽留客户和发展新客户成为银行开展存款竞争的重要手段。在银行理财业务的不同阶段，银行存款和其他负债可以在表内表外“游走”，这为商业银行通过发售理财产品来变相高息揽存，规避监管要求提供了空间。结果导致银行存款余额在月初、月中、月末出现较大的波动，提高了流动性风险。
（四）严查违规操作，规范理财产品销售行为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于8月28日正式颁布，旨在强化对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环节的规范，要求商业银行做好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在“卖者有责”的基础上实现“买者自负”，最终实现“将适合的产品卖给适合的客户”，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是内在需求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转变经营模式、拓展收益渠道的压力，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商业银行唯有加快理财业务发展的创新步伐，通过负债结构与收益结构的转变，形成理财产品与储蓄存款的联动效应，才能在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市场管理部.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运行监测报告[R].上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2]郭田勇，陆洋.监管新规促银行理财产品回归稳健[J].西部论丛，2009（9）：52-53.
[3]柴效武.个人理财产品研发的构思与设想[J].海南金融，2009（11）：56-60.
篇8：浅谈我国对股指期货风险的防范及监管
摘要：由于交易主体结构的不健全，标的物选取和现货交易机制存在的缺陷，以及政府干预机制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股指期货风险。解决的办法是：完善股指期货准入制度和交易主体组成；增加A股市场权重股的流通量；完善相关立法和监督等。
关键词：股指期货；风险；防范体系；宏观监管
在各种相关技术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的前提下，我国筹备多年的股指期货在经过国务院批准后，于4月8日正式启动。这一项目的启动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股指期货概述[1]
1、股指期货的定义
所谓股指期货，是指以股价指数位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股价指数的大小，进行标的指数的买卖。
2、股指期货的作用
（1）价格发现。期货价格在一个规范有组织的市场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形成具有真实性、预期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价格，再通过交易所的现货交割制度，使得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收敛。因此，期货价格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态及其价格变动趋势。
（2）套期保值和管理风险。股指期货主要用途之一是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风险管理。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组合较好地规避非系统性风险。
（3）提供卖空机制。股指期货是双向交易，可以先卖后买。
（4）提供投资和套利交易机会。套利机制可以保证股指期货价格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一旦偏离，套利者就会入市以获取无风险收益，从而将两者之间的价格拉回合理的范围内。
二、股指期货的特有风险及其特征
1、股指期货特有的风险[2]
（1）基差风险。基差的异常变动，反映了股指期货交易中价格信息的完全扭曲，这将产生巨大的交易性风险。
（2）标的物风险。股指期货的特定风险无法完全锁定是由于标的物设计的特殊性而产生的。从套期保值的技术角度来看，由于股指期货标的物的特殊性，长时间保持现货和期货合约数量上的一致性不具有现实操作性，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使完全意义上的期货与现货间的套期保值成为不可能，因而风险将一直存在。
（3）交割制度风险。股指期货采用现金交割的方式完成清算。相对于其他结合实物交割进行清算的金融衍生产品而言，股指期货存在着更大的交割制度风险。
（4）合约品种差异造成的风险。所谓合约品种差异造成的风险，是指类似的合约品种，在相同因素的影响下，价格变动不同。
2、股指期货的风险特征[3]
（1）不确定性：由于期货投资面临着一个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其申购、赎回等过程存在着许多不可预测性，因而不确定性是期货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
（2）客观性：风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各种不确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期货投资的风险从其成立运作起就存在，人们通过主观能动性只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失的严重程度，但改变不了风险的客观存在性。
（3）可控性：风险虽然存在客观性和不确定性，但有些风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防范和控制。
（4）损失性：风险的后果之一就是带来损失，投资者的损失具体表现在净资产的减少，大量赎回的发生甚至被清盘等。
三、我国股指期货风险的特殊成因
根据目前的情况推断，我国股指期货的风险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方面：因政府干预而产生的风险
我国现行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可能使股指期货市场滋生风险。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相对于西方较短，法律法规的设立很不健全，由此导致了一个复杂多变且不规范的金融市场。在影响股指期货市场的诸多因素中，国家政策占据绝对优势，因而股市对经济的晴雨表作用根本无从发挥，从而导致我国股民具有强烈的“政府驱动性”。金融机构的投资运作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方向紧密相关，无论是国家的经济、税收还是金融政策上的变动和不确定性，都会加剧股指期货市场中的风险。
2、中观方面：现货市场的交易机制导致的风险
在过去，我国资本市场不存在做空机制，即融券制度，这个缺陷使资本市场交易严重失衡。而当股指期货推出时，套利交易者绝不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套利机会，并且价格也不会出现长时间扭曲。[4]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指数基金能够成为股指期货提供较好的套期保值和套利工具，但是其主要通过自身的运作方式来平衡现货和股指期货市场的价格和风险，而这并不能完全代替股票做空，即融券制度。因为现货市场的投资者在存在融券制度的情况下更具备做空的主动性，而且让基金在某些情况下充当做空的主力又会带来很多其他的市场风险。
3、微观方面
（1）交易主体结构不完善。外国成熟的股指期货市场的经验表明，股指期货的交易主体应以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大型机构投资者为主。而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投资者为散户，并且该群体具有典型的“羊群效应”。目前这种市场交易主体结构的混乱和失调，使少数牟取暴利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更加轻易地联手操纵市场，从而产生大量违规交易和投资风险。
我国交易主体的“散户型”特点除了易造成机构投资者对市场进行“暗箱操作”以外，其自身在两个市场上的投机性心理和投资风险意识的缺乏也增加了股指期货运作中的风险。过度频繁的投机行为和短线交易往往会引起股指期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甚至使股指期货的价格严重背离现货市场的股票价格，人为制造完全违背市场正常供求关系的价格失真，从而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使得股指期货市场功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甚至发生异化，最终将在市场中积聚大量风险。
（2）股指期货的标的物存在风险。许多专业人士分析认为，沪深300指数的编制使其具有六大优点：样本容量恰当、市场代表性强、流动性充足、编制方法透明、样本股稳定和不易被操纵，因而它当选为我国首个股指期货标的指数。[5]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沪深300指数的在市场代表性和反映证券市场价格的时间变动等方面较上证综合指数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本身仍有缺陷，例如沪深200指数总是受到上证指数引领作用的影响。由于这种特性，上证综指的波动将牵制未来股指期货价格的变动，这一点明显与发展股指期货的目的——使股票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相违背。
四、我国对股指期货市场风险的防范与监管
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股指期货的风险监管体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宏观层次的风险监管，即政府对风险的监管和控制；中观层次的风险监管，即经纪机构和交易所对风险的监管和控制；微观层次的风险监管，即投资者自身对风险的监管和控制。本文将以宏观层次的风险监管为主要视角，详细讨论政府工作的内容和作用：
1、构建完善的交易主体结构
在我国证券市场，交易主体具有典型的“散户型”特征，投资者并不重视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作用，而具有较重的投机逐利心理，且少数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散户型”这一特点轻易操纵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以牟取暴利，导致股指期货投资风险的进一步加重。所以，我国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应该鼓励发展大型机构投资者，使其正确地引导整个市场进行理性投资，最终促使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健康地发展。
2、建立规范的准入制度
我国法律对股指期货市场主体风险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主体进入市场的途径和资格进行限定，将自愿承担风险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管理能力的市场参与者引入市场，排除不具相应抵抗风险能力的不稳定主体因素，从而达到优化风险配置和提高整个市场风险控制能力的目的。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市场交易主体的资信情况和风险负担能力的认定和考察，详细制定并严格遵守证券市场准入制度。
3、建立完善的现货市场，从而增加A股市场权重股的流通量
发挥股指期货的规避风险功能是我国推出股指期货的根本目的。但是，当前沪深300中权重股的现货流动性非常小,市场中的巨额资金可以轻易控制这些权重股，进行两边套利的投机。目前，增加股市流通量有两个方法：一是加快大型红筹股回归A股，调整沪深300指数现有成分；二是尽早实施国有股减持，使指数的权重更加合理，使蓝筹股的市场更加壮大，稳定大盘局势，最终消灭少数机构投资者对股价指数进行操作的可能。[6]
4、推出并完善股票现货市场的融券制度
融资融券试点推出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市场，做空行为占据明显优势。这一结果表明，短期内的投资者并没有对新兴金融衍生产品形成成熟的风险意识，仍然习惯性地选择融资这种投资方式。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该在推出融券制度的同时做好相关的辅助工作，使投资者在充分了解这种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理性投资，这样将有利于融券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5、完善与股指期货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其配套制度的建设
我国于4月15日颁布实施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并为贯彻其实施，中国证监会全面修改并完善了与其配套实施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具体规定和加强完善金融期货市场的需要，中国证监会推出了《金融交易所管理办法》和《期货公司管理办法》。虽然这些管理办法对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起到一定引导和监管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条例和办法只是暂行的、过渡性的，它们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级别较低。总体看来，我国在法律方面缺乏对期货市场的相关保障，监管部门不得不采取临时性的行政手段，从而使各个层面的监管和措施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和威慑力，监管力度被大大削弱，最终影响了监管效果。因此，我国需要建立健全和连贯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和相关规章制度，即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并在《期货交易法》中设立专门的章节来规定金融期货交易的各项具体内容，从而达到配合股指期货等产品的顺利推出和健康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股指期货[EB/OL].[2009-12-17].baike.baidu.com/view/168929.html.
[2]张寅.中国股指期货的风险成因及防范机制——以宏观层面的监控为视角[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3]曹忠忠.股指期货风险测算及监管研究[D].同济大学,.
[4]百度百科.股票抛空机制与股指期货[EB/OL].[2009-12-17] baike.baidu.com/view/168929.html.
[5]赵彤刚.股指期货：机构博弈主流沪深300指数有望担纲[N].中 国证券报,-05-23(B06).
[6]裴斐.我国股指期货风险控制制度研究[C]//经济法前沿问题.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47.
篇9：拓展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刍议
拓展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刍议
摘要 国家赔偿范围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标尺之一。我国《国家赔偿法》已施行九年多时间，表现出许多弊端，本文拟从扩大国家赔偿领域、扩大损害可赔偿范围和完善归责原则体系等三个方面论述如何拓展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关键词 国家赔偿 赔偿范围 归责原则
我国现今适用的《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三号公布,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赔偿法》已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应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 在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的众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中,关于国家赔偿范围的拓展是重要问题之一。国家赔偿范围是指一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它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标尺之一。就全球而言,国家赔偿范围的扩大化已成主导趋势,,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一步扩大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赔偿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要素:行为主体,即国家对哪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即国家对哪些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损害结果,即国家对于受害人的哪些损害给予赔偿。结合上述要素，笔者认为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
一、 扩大国家赔偿领域
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是指国家赔偿已由原来的行政赔偿逐步扩大到司法赔偿、立法赔偿乃至军事赔偿等领域。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从侵权主体看,意味着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扩大到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军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从侵权行为看,意味着国家不仅要对行政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而且还要对司法侵权、某些立法侵权和军事侵权行为承担赔偿。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化,在资本主义两大法系国家得到充分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被誉为国家赔偿的母国,其国家赔偿制度最为完善。“法国的国家赔偿,起始于行政职能领域,以后拓宽到立法、司法职能领域,其赔偿范围有了很大发展。”① 1994年,在国家赔偿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我国既考虑到国际发展承担趋势,又结合本国国情和财力实际,在赔偿范围上确定了行政、司法赔偿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国家只对行政、司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使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从侵权行为主体和行为性质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另一类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司法职权的行为。后一类行为中,又具体分为:①在刑事追诉过程中的违法(或错误)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监狱管理权的行为;②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和保全措施的行为;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错误行为等。对于立法行为、国家行为,我国实现国家免责。此外,司法活动中的民事、行政错判与错裁行为也未纳入赔偿范围内。国家赔偿领域的狭小，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1.将立法行为纳入赔偿范围
对国家机关因立法行为给少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赞成国家赔偿的观点认为法治社会的基本特点要求国家必须承担相应义务，负相当责任。根据权利义务对应和公平负担原则，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少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予以赔偿。反对国家赔偿的观点则认为，立法机关是权力机关，而司法机关只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执行机关，无权审查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也无权判定立法机关的立法赔偿责任。从世界各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潮流看，很少有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国家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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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刍议
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刍议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一些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特别是自去年以来，从郑百文、猴王、亿安科技，到目前刚刚被揭露出来的银广夏事件，使社会各界对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也明确表示鼓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中小股东联合起来，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提出损害赔偿之诉。但到具体操作层面，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的证券法比较侧重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追究，忽视民事责任的承担。证券法中规定法律责任的第十一章共有三十六条，其中三十三条是证券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十八条论及刑事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只有两条。民事责任的缺位一望即知，法律责任制度严重失衡。因此，如何借他山之石，尽快建立我国的民事赔偿制度，实为当务之急。作者不揣陋见，愿求教于有识之士。
责任的性质
关于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性质，学说上有契约说、侵权行为说及独立类型说三种。但在行纪交易制度下，投资者并非买卖契约的当事人，所以，即使对投资者造成损害，他也只能以行纪契约向证券经纪商求偿，而不能直接向加害人请求。这样势必导致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补偿，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
事实上，在证券集中交易市场，投资者的意思表示经格式化的市场制度集中在交易所进行撮合，并通过行情揭示板传达。这样就使得对标的物的价值评价欠缺客观标准，再加上揭示板传送信息的迅速与普遍，欺诈及操纵等不法行为就会更容易进行，而投资者因行纪交易制度又丧失了买卖当事人的地位，所以，无论是在我国的证券法还是在民法通则中都找不到此种行为的独立请求权基础。因此，我们将此种损害赔偿的类型规定为侵权行为型，就可以将赔偿义务人的范围扩大到第三人，这对发挥民事赔偿的功能、保护投资者利益大有裨益。
虽然将此种责任定为侵权责任类型，但为避免敲诈滥诉情形的发生，必须同时限定请求权人的范围，即规定请求权人应为善意的因该欺诈行为而实际买受或卖出有价证券者。之所以界定善意投资人与恶意投资人，是为了防止恶意投资人利用该制度获得补偿。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允许被告通过证明原告明知此为虚假事实但仍为证券交易来获得免责。
应以重要事实为必要
虚假披露或遗漏的必须是重要事实，这是诉讼成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国证券法第六十二条采列举式，指出法律认为属于重大事件的十种情况。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认定属于证券法所列举的情形，即符合此要件。
应有过错
虽然我国证券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使其免受虚伪不实陈述的损害。但如果仅强调行为的结果，不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的话，就会极端到对完全无过失的行为也课予责任。所以，如果想要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话，首先必须证明其有欺诈或操纵的故意。
但考虑到在证券市场中，受害人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难以举证证明的实际情况，可以采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侵权行为人违反法律或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虚伪不实陈述，便可以推定其有过错，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至于重大过失是否符合这一过错标准，普通法的传统规则一贯就是：漠视真实的重大过失行为或事实上不可信的陈述，在欺诈行为中都可以构成过错。所以，我们在认定侵权行为人的过错时，应将重大过失行为包括在内。
应具有因果关系
欲成立证券欺诈的民事赔偿责任，就必须证明原告所受损害与被告不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红光实业”一案中，法院正是以因果关系无法确定而裁定驳回起诉的，可见因果关系的确定成为证券赔偿案件的关键所在。
早期美国许多法院在处理证券欺诈案件的因果关系时，都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受害人必须证明其因信赖虚伪不实陈述而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定这一“交易的因果关系”（transaction causation）?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就不会有此项交易的完成，至少该交易只是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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