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推动乌台诗案(苏轼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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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宋神宗推动乌台诗案(苏轼入狱)
宋神宗推动乌台诗案(苏轼入狱)
王安石再度罢相之后的第二年，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壬午，宋神宗发布更改年号的诏书，其中讲道：
其因来岁之正，以新元统之号。式循旧典，对越神休。宜自明年正月一日改为元丰元年。
这一改元将意味着大变法部分进入新的时期，希冀在神宗“独裁”之下，变法能取得巨大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在熙宁时期的行政策略是以传统的“制衡术”为主，有如王安石形容的“刚健不足”的话，元丰时期则渡到了以“铁腕强硬”为主的历史阶段。
“三旨相公”
改元之后，神宗进行了一系列人士调整。他任命吴充、王为相，后以蔡确、章参政，冯京执枢密，吕公著副之。此后又有一系列的黜陟拜罢，王、蔡确、章、张b、蒲宗孟、王安礼诸人，先后为执宰辅弼大臣。尤其是王出任宰执大臣先后共之久，深得神宗相知重用。
这个王，曾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迩英争辩理财问题时，左右逢源地“和稀泥”，那件事很能代表王的特点。然而，这样一个人自熙宁三年（1070年）官拜参知加政事以来，竟然能与神宗共处16年之久，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病逝。16年间，任凭风急浪高，群臣升贬走马灯一般，而唯独“将顺为政、无所建明”的王能一帆风顺，其诀窍可从时论中看出。时人称他为“三旨相公”--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神宗久用这样的人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专制君王的令行禁止，专行独断，而不允许有作为的大臣有擅权之机，这固然是赵宋立国的传统。
然而，进入元丰年间之后，王之类已成了宰执主流，这标志着神宗不再任用有为之臣而一意专断，要群臣尊仰，并以更加专制的办法去执政，去推行新法。
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神宗下令负责推行新法的“司农寺”（废掉“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后，主管新法的机构）：以后凡涉及变法措施的大事，不得随便交所属部门讨论，都必须“先奏取旨”，由自己严格把握。与此同时，他对于反对新法的官员，也不再客气容忍，而予以坚决回击。元丰五年（1082）提举江南西路平常事刘谊上书，指出新法十大害民罪状，系统批评熙宁以来“富国之法”的弊病。神宗立即予以批驳，说刘谊“惟举一二偏僻不齐之事，意欲概坏大法，公肆诞谩，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宜加显黜，以儆在位。特勒停，”刘谊被罢了官。这样强硬的态度，完全出自神宗躬亲之手，确实令人悚然。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因吟诗讥时而获罪的事，这就是“乌台诗案”。
赋诗遭弹劾
神宗一朝大开“以言罪人”的杀戒，在熙宁年间无数反新法大臣去官落职足以为证，这已经违背了赵宋开国君主钦定的“不以言罪人”的“祖宗之法”。但是，上述事例毕竟还是朝议纷争，明陈直谏的结果。大兴“以诗文获罪”的“文字狱”，则是进入元丰时代才开始的。这是宋神宗独裁政治的显著标志。
事情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离开彭城，出任湖州知州，他到达湖州任所之后，在给神宗的谢表中写道：“臣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不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感激皇恩迁其到湖州，决心好好干，“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这本是一道十分正常的谢表，当然也多少带点自嘲的怨气。
可这不经心的怨气却大大地刺激的主张行新法的一些人，那“新进”、“生事”之类的字眼，使一些人很不舒服，他们早节对苏东坡耿耿于怀，“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就是找不着下手的机会。这回可好了，抓住他上皇帝表中的字句，再挑一些他平时诗词中的“犯上”毛病，狠狠治他一下，看看谁还敢对时局不满！看谁还敢再说三道四！
于是，七月初首先由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上述状告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还把别人刻印的《元丰续添苏学士钱塘集》交给神宗。
不久，又一位监察御史里行名叫舒（音胆）的也弹劾苏东坡，说他借写诗作赋，“无不一以讥讽为主”，而且说他把诗赋雕版印书，“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舒把苏轼的四本诗集连同他的奏章一起呈上去，指摘东坡《山村五绝》、《杭州观潮》等诗中一些句子，说他借诗诽谤新法，愚弄皇帝。他以为苏轼罗织的罪名是：
陛下为赈济贫乏，贷钱于民，以使之恢复本业--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富国裕民，兴办水利，以使天下富足--苏轼讽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进财政收入，实行了榷盐--苏轼谤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苏轼如此目无天于，实在罪不容赦！
第三个想置苏式轼于死地的，是升任了御史中丞的李定。李定曾在熙宁时因讲青苗法便民，得王安石器重，提拔他当了京官。当时激起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苏轼亦在反对之列。李定母死而不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如今，李定是怀着强烈的报私仇的小人之心，非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了。他同样采取了“捕风捉影”、“随意栽赃”的恶劣手法，列举了四条足以要苏轼的罪状，最后下了断言：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
苏轼入狱
神宗看到三位谏官都交相弹劾苏轼，心中自然恼火，下令由御史台派人去抓苏轼进京问罪。一个人由于写诗而被捕，这样的事在赵宋建国以来也是闻所未闻的！
朝中的驸马都尉王诜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忙派人给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的）苏辙报信。苏辙接到消息大吃一惊，火速派信使飞报在湖州的苏轼。
朝廷派来逮捕苏轼的是太常博士皇甫遵。他受命之后带了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连夜疾驰，直奔湖州而来。但是，他行至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因儿子得病耽搁了半天，所以苏辙派的信使先到了。
苏轼知道朝廷要抓他了，但他还不太清楚自己的事到底有多严重。他告了假，把公事交给湖州通判祖无择代理。
皇甫遵一行气势汹汹地到了湖州府衙，皇甫遵身着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里。两个着白衣黑巾的兵丁各站一边，面目狰狞，凶神恶煞。
衙内一片混乱，苏轼不愿出去，与祖通判商议。祖通判劝道：
“他们是奉了皇上的命令来的，避也是避不开的，我看你还出迎吧！”
于是，苏轼着官袍官靴，手持笏板，迎于庭下。祖通判与众官吏都排在苏轼身后。过了一会儿，只见那两个兵丁拿着御史台的公文，皇甫遵态度威严环视左右，一言不发，空气极为紧张。
这时，苏轼先开口，对皇甫遵一拱手，说道：“我恐怕是必死了，死固难辞，但请允许我回家一趟与家人道别。”
皇甫遵听到这儿，脸色才缓过一点儿，说道：“还没那么严重！”
这时，祖通判一听还有转机，马上向前跨了一步，问道：“大人，一定有诏命吧？？
皇甫遵见有人插话，十分不耐烦地问道：“大胆！你是什么人？”
祖通判面无惧色，回答了自己的官职。
皇甫遵一听，马上命令兵丁把御史台的公文交给祖通判。这不过是要苏东坡革职进京受审的一般公文，大家的.心才逐渐平下来。
苏轼被允许与家人告别。这是多么悲恸的一幕啊！一家妻儿老小泣不成声，号哭欲绝。苏轼强压住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安慰一下家人，便离家远行了。
路上，苏轼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可又怕给亲友惹来麻烦。御史台派人去抄查他的诗文信件，大部分文稿都被烧毁了。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日十八日被解入御史台牢狱，两天以后便正式开始接受审理。
群臣不满
苏轼进京受审期间，其长子苏迈一直陪同照顾他。他们约定每天送饭时，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万一有不测就送鱼来。这样，可以使苏轼明白事态的发展，心中早有准备。
这天苏迈因事外出，委托个朋友代为送饭，却忘记告诉他约定的暗号。事也凑巧，这位好心的送饭人为苏轼买到了几条鱼，做好，高高兴兴地送到牢房去。苏轼一看，顿时胆战心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了。他就与狱卒商量，写了两首永别诗给弟弟苏辙，请狱卒转交。
这是大文豪苏轼以为自己将离开人世的两首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的这两首诗，使苏辙读后伤悲深痛，涕泪泉涌。他立刻上书神宗，愿以自己的出身官爵去赎其兄之罪。神宗看到了苏轼令人心恸的两首诗，心中也有所动。
苏轼因诗获罪之事，在朝野上下激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大臣替他讲话，也遭到了贬官外斥。王诜、苏辙等人被贬职；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黄庭坚等人被罚俸；就连已故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余人都受到了牵连。这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指御史台，是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行为政务的机构。为什么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呢？据《汉书朱博传》讲“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来暮去，号曰朝夕乌”，后来就把御史台称为“乌台”。
这是一件明显改变“祖宗之法”不许以言罪人之规的重大事件，也激起了朝中其他一些人的反感。宰相吴充以曹操尚能宽恕“击鼓骂曹”的汉末文学家弥衡一事，规劝神宗宽赦苏轼。神宗惊异地说：“朕并无他意，不过召轼入京核查是非而已，即将放他出去了。”
这件事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神宗有些意外。
两大文豪会金陵
抓住苏轼诗文中的一些词句大作文章，这本是李定、舒等人想借此“杀鸡儆猴”，打击反对变法的那些人的手段。然而，此事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却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不过事情既然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必要手软，为苏轼说情的人既然不怕受牵连，那就得让他们倒点霉。这也是神宗显示一下他的“铁腕”的机会。没有神宗的支持，这么大的案子是不可能成狱的。
但是，更为棘手的是，连章和王安石这样的主张变法者也都不赞成此案，而且他们还都站出来替苏轼讲话。
章对神宗说：“仁宗得苏轼，以为一代之宝。如今陛下将他投之大狱，恐怕后人会说陛下不爱惜人才，而爱听阿谀之词吧。”
这时的王安石已罢相居金陵三年了，他本不太多干预政事，但听了此事也很生气，上书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重病在床的曹太皇太后，听到苏轼被下狱也很气愤，把神宗叫到床前说：“当年仁宗得苏氏兄弟，十分欢喜，告曰得了宰相之才。仁宗感觉他老了，怕用不上这两个人，说是留给子孙，好使他们堪大任。你现在倒把苏轼下了大狱，真令人难过。”
神宗只好说：“苏轼不满新法，动辄写诗讥讽，我也很头疼呢？不过，我并没想把他怎么样，让他明白也就算了。有您的懿旨，我立即下令放他就是。”
十二月四日，神宗下令放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他从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一共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四个来月的铁窗生涯并没有改变他豪放旷达、落拓不羁的天性。他离开京城，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在那里，他度过了艰辛的五年，于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改知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在赴汝州途中，路过金陵，特意去看望了王安石。
病中的王安石与逆境中的苏轼相会了。这是怎样的情景啊！这两个人在变法问题上看法是很不一致的，尤其是王安石当政的时候，苏轼并没得过志。如今，谈不上同病相怜，至少是意气相投，使两位大文豪欣然相聚。他们诗赋唱和，携手登高，坦荡豪爽，磊落真挚。两位文坛泰斗的佳作，为文人雅士广为传诵。他们咏景新清如画，寄情婉如绰约，相互赞佩，亟思同游。以往的恩怨，眼下的坎坷，都情托山水，云游八极而去了，只留着深深的思念，久久的共鸣……。
篇2：苏轼乌台诗案
苏轼乌台诗案
案情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案档
苏轼“乌台诗案”案档，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详细状况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知识扩展：关于苏轼的小故事
‘尸骨’未寒
苏东坡被贬黄州后，一居数年。一天傍晚，他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正举杯畅饮间，苏东坡忽然用手往江岸一指，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一条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随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扇子抛入水中。两人面面相觑，不禁大笑起来。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
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
佛印的下联是：
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对联退敌
北宋时期，宋人率招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三人对必有我师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 ， 淡月隐梅花。小妹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苏轼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 ， 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苏轼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
其人之计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
巫山河水
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篇3：乌台诗案介绍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何、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他们对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诗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咏物诗，作者是想以此说明自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指控这首诗有不臣之意。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不少。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面对起起伏伏的人生，终于能够风轻云淡的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在风格上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变化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惇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篇4：“乌台诗案”和《赤壁赋》
“乌台诗案”和《赤壁赋》
“乌台诗案”，使苏轼蒙冤下狱，《赤壁赋》便应运而生，流传至今。其实，事情绝不像现在说起来那么简单。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
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沒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 “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由此，于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被捕入狱。在狱中一百多天，受审十余次，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 “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元丰三年二月，苏轼由开封到了黄冈，直到元丰七年四月才离开。
篇5：乌台诗案介绍
案件始末
起因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想跳水自杀。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御史台又找到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在这些人的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痛打落水狗，请求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有些牵强，这咏桧诗就是一例。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bī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审问。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苏轼自知诗作写好之后，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想着只要耽搁了两天，说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结果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受害人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时与苏轼互相诗文唱和，引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们，在苏轼入狱其间，一个给他求情的都没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称之为“奸邪”、“小人”、“新进”的那些变法派大臣，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此真可谓是一目了然也。
风格变化
篇6：乌台诗案前苏轼写的诗
乌台诗案前苏轼写的诗
【主要诗词作品】
《前赤壁赋》
《后赤壁赋》
《石钟山记》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春宵》
《海棠》
《和子由渑池怀旧》
《和子由踏青》
《花影》
《（惠崇）春江晚景》 （此诗为作者苏轼观看惠崇所画《春江晚景》而作）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三月二十九日》
《上元侍宴》
《石苍舒醉墨堂》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题金山寺》
《题西林壁》
《望海楼晚景》
《雪后北台书壁》
《饮湖上初晴后雨》
《有美堂暴雨》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赠刘景文》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予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
《蝶恋花(密州上元)》
《定**(常羡人间琢玉郎)》
《定**(莫听穿林打叶声)》
《洞仙歌(冰肌玉骨)》
《洞仙歌(江南腊尽)》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
《浣溪沙(画隼横江喜再游)》
《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浣溪沙(寓意)》
《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减字木兰花(春月)》
《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
《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
《江城子(十年生死)》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满江红(江汉西来)》
《满江红(清颍东流)》
《满庭芳(三十三年)》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篇7：乌台诗苏轼被贬
乌台诗苏轼被贬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蛋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义直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蛋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木会)》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蛋、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蛋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