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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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周易》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
《周易》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
《周易》作为一部阐述天地自然运行规律和社会人事生存发展变化之典籍，在中国哲学和美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该书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不是探究某个具体的事与物，而是站在整个宇宙之大背景下来追寻万物的产生与运行规律。
(一)《周易》之“象”
?《周易》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认识首先是从对具体的生物和自然现象开始的。《周易?系辞上》讲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易》将“八卦”作为构成宇宙世界最基本的实在之物。何为“八卦”?在《周易》看来，八卦分别代表着天地自然运行的八个基本要素或八种现象，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它是古人对于宇宙世界与万事万物长期观察而总结出的。同时，这八种现象具有不同的属性，不同的现象或卦象因其属性不同其组合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等等，同时其各卦错综重叠之组合最终构成了宇宙世界错综复杂的运行图式,如《周易?系辞上传》中描述的“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正是八卦重叠组合所产生的效果，这些现象和规律也正是自然运行最基本的法则，其反映出《周易》最原始的自然宇宙观。
?另一方面，《周易》对于自然宇宙的认识并不仅仅机械地停留在客观的自然之物上，而是通过观物取象，由具体到抽象，最终概括出宇宙之道。在《周易?系辞上》中所讲到的“四象生八卦”可以看出，“象”首先是指具体之物象，是对天地万物的总体写照，和对“八卦”的总括，但这仅仅是“象”的第一层含义，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在《周易?系辞下传》中讲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说明“象”是深藏在八卦之中的，是八卦成列组合后所得，不是简单的自然客观之物，而是这些自然之物组合之后其内在属性的显现。因而它不是具体的，而是通过其具体抽象出来的。在《周易?系辞上传》中“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说明“象”有一定的概括性，是圣人对自然人事其内在特性的表现。“象”不仅是对自然之象等客观现象的描写和概括，更是通过其象来暗示和表现人事凶吉等社会现象，是圣人通过对自然物象的把握中对于宇宙之真谛从而影响到对社会人事之道的领悟。因而“象”在《周易》中更多表现的是社会人事之属性，只是这些属性被隐藏在了各种具体的八卦图式之下。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周易》中的“象”代表着具体的八卦图式之象与抽象的社会人事之象两方面内容，而联接两者的正是“象”所具有的象征之意，在《周易?系辞上》中讲到：“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即用具体的图象象征了抽象的社会人事变化。此处的“象征”的功能正是使“象”由具体到抽象的中介，由“天地变化”到“圣人效之”、由“天垂象”即“见凶吉”，将人事社会的种种现象蕴藏在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中。
?《周易?系辞下》讲到：“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即“象”，“象”贯穿于整本《周易》之中，“象”的各种内在属性的阐释也正是《周易》整本书的思想精华。
?(二)《周易》之“阴阳”
?在《周易》思想中，“象”代表着其认识自然世界和社会人事的特定符号。这个特定符号从起产生来看，根据 《周易?系辞上》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代表具体图式的物象还是蕴含社会人事之理的象都是由“两仪”衍生而来的。“两仪”在《周易》中是指事物所具有的阴阳两方面属性，因而也可以理解为《周易》之象均具有“两仪”即阴阳两方面的`属性。纵观《周易》，阴阳的观念贯穿于整本书中，因为《周易?说挂》已经讲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在《周易》中组成其基本图式的卦象被对等地分为了一阴一阳相互对立的模式，以此而说明阴、阳是《周易》立卦的依据，也是其各卦象存在的内在属性。
?何为“阴阳”?“阴”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说文系传》指出“山北水南，日所不及也。”而“阳”则反之。因此“阴阳”的最初含义为朴素的自然观概念，指与阳光的朝向关系，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根据宇宙自然的运行规律，阴与阳总是交替变换出现的，宇宙世界这个混沌的“太极”分裂出了阴阳“两仪”，或阴或阳，宇宙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具有阴或阳之属性。
?阴阳两性是如何存在于宇宙世界的?《周易?系辞上》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包含着天、地、人三重含义，《周易?系辞下》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也即在天、地、人三重道之中都存在着阴与阳之属性。
?天道与地道均是自然之道。《周易》认为，天道之日月风云雷雨与地道之山川草木虫鱼鸟兽都具有阴、阳之二性。正如《周易?系辞上》讲：“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明为阳，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在自然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首先其自身存在或阴或阳的属性，同时也能找到与其属性相反的另一物，两者共生共衍，共同构成宇宙世界的基本存在之物，并推进着宇宙世界发展变化。并且，《周易》进一步细化，根据《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的论述，其将天道中的两属性定义为阴与阳，将地道中的两属性定义为柔与刚，虽然其针对的卦象不同，但都具有相同的含义，都反映出事物存在相互对立的本质。
?不仅自然之道具有阴阳之属性，《周易》思想的独到之处更在于其看到了社会人事之道中所存在的阴阳之对立属性，《周易》将其概括为“仁”与“义”。如前面对“象”的理解可知，整个《周易》的思想，不单是描写天地等自然现象的运行规律，更是借自然来象征社会人事之凶吉，因而在社会人事之中，均存在着或“仁”或“义”之对立的属性。
篇2：《周易》的内涵
《周易》的内涵
《周易》位居“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它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对我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易》最初是用作卜筮的书。内容包括卦画、卦名、卦辞与爻辞等。
《周易》的内涵，体现在“三易”上。郑玄深谙此义，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可以说，“三易”包括《周易》的一切，当然，也就包括宇宙的一切了。
(一)变易
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方面，阴阳二性不停地切摩，阴极则生阳，阳极则生阴，这种消长盈虚的相互转化之机使天地间万事万物随时随刻都处在变化之中，而且这种变化是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至无穷。这就是宇宙万象之本、万化之根源。《周易》谈论天地人之道，是以天道之变易，而定人道之变易;以人道之变易，合天道之变易。所以《系辞》有“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之说，又有：“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六十四卦本身就是从自然现象的变化中演绎出来的，六十四卦显示了六十四种自然静态现象，三百八十四爻演化了三百八十四种动态的变化。自然万物的千变万化是遵循一定规则的，如每卦有六爻，初爻表象事物的初始变化，二爻表象事物的变化初显成效，三爻表象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四爻表象变革，五爻表象兴盛，上爻表象变化发展到终极，开始走向衰微。《周易》正是通过六十四卦的结构及其卦爻辞，来帮助人们知晓宇宙、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的自然之趋势，从而蓄积能变之力量，修养主变之德行，做一个《周易・损》所言“与时偕行”者，变其所当变，变则必求其通。
(二)不易
不易的内涵有三层意思：(1)《周易》所阐释的哲理，是宇宙、天地、人生、事物的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宇宙生化，虽然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但在变易之中，也含藏不变之理，如日月往来，寒暑相推这样的万古之常道是“不易”的。正如董仲舒所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自然万物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道本自然。以天地自然现象来讲，如白昼与黑夜、阴晴与圆缺、春华秋实、沧海桑田等的变化都是本乎自然，人只能效法和适应这种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自然。老子也提示人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的这一永恒法则是永远不变的。变易是现象，不易是法则。研究《周易》的目的就是要认知变易的现象，探求不易的法则，以确定人合理存在的方针和指导应变的方法。
(三)简易
简易的内涵也有两个层面：(1)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简朴而平易的。(2)简的根源就是心诚。所以，简易就是效法天道，保持人性的纯正。一切人世间化简为繁的事物，其本源都可归于心不诚，或者为了规制不诚心的行为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例、守则。心不诚就必然要伪饰一些表面的东西以掩盖其本质，这种矫揉造作就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大道至简，这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也是《周易》的精髓。这一点，从《周易》易数上看得更清楚，《周易》中只讲一位数“―”，其余的数都是来自于“―”的递增。计算的方法也更简单，即加法和减法，万物的变化正是如此，非加即减。八卦和六十四卦仅仅就是用了两个最简单的符号：“― ―”和“――”，由阴阳而成乾坤，乾坤生六子为八卦，由八卦重之而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卦而备众象，一爻而明众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演绎出了宇宙、社会和人的无穷变化。《周易》散之三百八十四爻，聚之六十四卦，约之仅八卦，再简之仅两卦，再简之仅两爻，故《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者简易也。德国的莱布尼茨看到了由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的《周易》，为之着迷，领悟了二元对数，即阴为“0”，阳为“1”，演变出了无穷的信息数据，进而奠定了计算机运作的原理。
《周易》内涵中的“三易”的关系，可以具体理解为：由其生之原而论，是简易;由其生生不已而论，是变易;由其生之有秩序而论，是不易。简易者其德，不易者其体，变易者其用。所以，变易为《周易》中最重要者，也是最繁赜者。对此，我将在导论中“《周易》的思维方式”部分详加论述。
篇3：《周易》中“时”的思想
《周易》中“时”的思想
“时”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在《易传》中多次出现，是《周易》的重要思想观点和文化内涵。
二千多年来，学界诸子奉《周易》为群经之首。北宋胡瑗评价《周易》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周易口义·系辞上》)。《周易》能得以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中蕴含的“时”的思想，程颐曾说过“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 《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五》)。孔子继承了《周易》中“时”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儒家基本哲学思想。本文以乾卦为例浅析《易》中“时”的思想，兼谈孔子的继承，以益于对《易》和孔子思想研究。
“时”作为字只在《周易?归妹》九四爻中出现过，爻辞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这里“时”单纯表示“日期”的意思。“时”在《周易》以字的形式出现极少，它更多的以与“时”具有实际关联的思想内容形式出现。《周易》中的“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两类“时”的观念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一类是对自然界中季节变化、时间流转的描述，如：“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等，这一类“时”都是对自然界的变动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故可以解释为时间、时辰等。表示自然时序的“时”是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即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贲卦·彖传》)。这里主要强调“天文”二字，古人对于四季变迁的观念就来自于对天之“文”，即云霞、星相、雨雪等自然现象的直观感受。他们从感受中抽取了“时”的观念。
另一类“时”则是对社会活动的概括，如：“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第五章》)等，这里强调的是社会活动的规律性，可以解释为时势、时务等。这种“时”是古人将从自然中得出的“时”的规律性运用于到社会中，所谓“与四时合其序”，以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来看待社会变化，从而将“时”的观念由自然界扩展到人类社会。《周易》讲“时”谈“变”，人类社会运行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虽有所不同，但两者都遵循“变”，《周易》就是在对内在变化规律的把握上将“时”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乾卦》就很好的体现了古人将自然界中“时”的规律转换到人类社会中。
乾卦爻辞曰：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中的乾坤二卦表示了化生万物的阴阳二气，《子夏传》说：“龙所以象阳也。马融也说：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乾卦以龙喻阳气，六爻被别指代12个月。初九一阳乃为潜龙，上方五爻皆阴，表示农历十一、二月。阳主生，阴主杀，初九是一阳发之于地为阳气尽藏、隆冬肃杀之时。所以万物潜在地中以保全自身。九二初爻与一爻皆为阳，表示农历一、二月，阳气上浮，万物趁时，破土而出。九三、九四阳气更胜阳爻渐渐胜于阴爻，天气经历由春到夏，万物也到了生长期。到了九五五爻皆为阳，金秋之时，阳气最盛，是万物丰收之际。而到上九六爻皆阳，如朱熹所说：“阳极于上”，地面阳气尽失，进入深秋、初冬之际，万物开始衰败，潜藏自己以迎来新一轮的寒冬。乾卦描述了自然界中一年四季季节变换时，万物生长枯荣的状态，表明自然界中万物因时而生的规律。
将乾卦中这种对“时”的`认识放入到人类社会中，就是要人学习自然界中万物这种趁时应时，提醒人要审时度势，“时”可以说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情势，无论其所代表的是自然环境亦或是社会环境，人都是无法选择的。人们对于“时”，只能是一种“审”的态度，即对于客观环境要有理性的把握和全面的认识。而且，人不仅要审当前之“时”，还要审将来之“时”，即通过当前之“时”来“度势”，“势”是“时”的趋势和发展方向，审“时”的目的在于度“势”，人要趁时度势以成事，这种对“时”的思辨在也是孔子所赞同的。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要》篇中记载着孔子对《损》、《益》两篇的议论：“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益之始也吉，其冬也凶，其冬也吉。……”这里孔子同《周易》一样，将“时”的自然属性同人类社会相连，以自然规律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孔子曾以鸟喻人，感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时”无论对于鸟或人来说都是无法选择的客观存在，对于这种“外于我”客观存在，人需要全面认识客观环境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孔子认为他所处的是一个“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的时代，政治已经腐败到“吾已矣夫!”的程度，对于这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他认为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要根据时势来抉择是否参与政治，进入一个危邦可能并不会救其民于水火，反而使自己无法保全。所以“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赞扬他的弟子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孔子看重南容能依据外于自身的“时”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达到随机应变，随“时”俯仰。孔子的这种顺时、应时并不是对当时残酷现实社会的逃避，相反孔子“时”的思想反映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孟子在《万章·下》中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清”、“任”、“和”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品质，但孟子评价孔子为“集大成也者”，正是因为孔子身上所具有的“时”的品质。孔子清楚的知道自己身处乱世，他作为智人没有像其他智者一样隐居，反而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传道授业，立志救民于水火，这表现出孔子对当时社会和人民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周易》中“时”的思想源于自然，应用于人类社会，其所提倡的对“时”的把握，其实是要求人把个体和个体之外的客观世界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人要顺时、应时而行事。孔子继承了《周易》中这种对“时”的思辨，肯定人要因时度势，但孔子更看重“逆时”，即在乱世下仍要担负责任，为“治国、平天下”而奔走。孔子这种气节是千百年来儒家所践行的人格，也是中华民族血脉中所固有的人格。
篇4：《周易》中的设计思想
《周易》中的设计思想
《周易》不仅充满哲学思辨的思想著作，同时也包含着精深的设计思想。首先，试图阐明占卜本身的存在即是设计的存在。其次就《周易》有关设计的论断进行具体的论述。
如果说《周易》是我国第一部充满哲学思辨意味和人类存在经验总结的著作(《易传》为主要体现)，那么它同时也是一部充满博大精深设计与艺术思想的著作。《周易》作为六经之首，不仅其成书关键的卦象乃是中国古代设计的集中体现，同时书中有关造物、道器以及制器尚象等有关理念与思维都是关于设计的理论层面的哲学阐释，这对于中国传统设计影响深远，正如风水学与建筑设计关联一样，它同时也对中国当下设计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一、占卜作为设计的存在
“太卜掌三易之法”《周礼-春官-大卜》表明了“易”是周代的一种算卦占相的工具。“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试图通过阴阳艾符号对人类及其存在进行经验的总结和形而上的把握，这本身就是设计的最为本源性的表达。“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设计乃此在的规定，其最终旨归是为了人更加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周易》试图通过观察与体验来更好地把握人类乃以居住的生存世界，正是其作为设计存在的最好表征。
一方面，它对原始先人观察、体悟和把握世界的方法进行了经验性总结与描述。“古者包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渚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乃是对天地万物直观与体验的结果，这其中包含了对事物变化与运动的抽象把握。八卦的每一卦象都有特定的指涉，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其中尤以乾卦和坤卦则被认为是《易》之关键。因为乾坤是阴阳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代表着变化运动的人之生存世界。人通过占卦获得卦象及其衍变的直观，从而把握与经验人之存在。在这里，卦象的衍变与隐喻及其暗示都是在对原始先人所生存的生活世界展开审美观照与历史把握之后的本源性思考。
具体到器具的制造，《周易》也作了详尽的阐述。从生产工具到服饰设计、从交通工具到兵器生产、从建筑设计到视觉传达设计，《周易》既归纳出了设计者，同时也对设计的旨归、所凭借的原始质料都有简明扼要的总结。“包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乃是对于生产工具设计起源的表达;“垂衣裳而天下治……，”表明早在上古时代已经有了服饰的出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也暗示了交通工具的设计早已存在;“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雨，以待风雨……，”，则显现了原始建筑设计发展的流变……，尽管在《周易》里，所有的造物和设计都是圣人来完成的，但是对于远古时代的设计无论是从旨趣、质料、创意思维还是设计衍变都作了经验性阐释。
另一方面，无论是观物取象还是立象尽意，都包含着人的感性的参与，同时这种对于卦象的把握与体悟又是直观的，并没有手段与目的之分。另一方面，它首次把原始先人造物设计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更为本源地思考人如何更为本源性的存在，这着重体现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有关论断。道与器的关系表明作者不是仅仅在经验层面来考察人类有关造物的认识与体验，而是上升到人的存在与思想的高度，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智慧。“《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周易作为设计存在的另外一个表征就是有关太极八卦图的出现及其理论阐释。如果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对太极图内在旨趣的存在层面的揭示的话，那么太极图像自身的形式乃是图形创意设计的典范。这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完美，而更在于它彰显了中国古代设计的由器(技)与道关系的总体表征。
在这里，我们悬置太极图与《周易》时间顺序上的优先性考察。无论是太极图先于《周易》存在，还是先有《周易》，后有太极图，都与我们对于太极图作为《周易》智慧的集中显现，以及太极图作为设计并无直接的关联。流传后世的太极图种类很多，天地自然河图、太极先天图、周氏太极图、来氏太极图、景岳太极图，左辅太极图以及循环太极图等。但无论哪种太极图其基本的形式都是由一个圆圈、一条曲线、两个圆点、两条黑白鱼图形等组成的阴阳鱼图案。人们通过太极图来推导和把握其所居住的生存世界表明了太极图首先是作为设计的存在。虽然太极图造型简洁，高度抽象，但其形式非常完满，符合形式美法则，不仅对称均衡，而且和谐富有节奏美和韵律感。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简洁抽象的图像乃是中国智慧的集中显现。它以均衡对称的图像方式，揭示了阴阳、和谐等中国传统思想，成为后世造物与设计的典范。
二、本性直观与形式的显现
《周易》与设计的内在关联不仅在于其本源性地对设计的旨趣作了规定，同时也有着设计形式层面的指涉。
而这种对于形式的显现与把握则是以一种本性直观的现象学的思考方式。现象学起源于胡塞尔，他力图克服传统形而上学，通过直观把握事物的本性。“我们在这里是在完全广义上运用直观这个表述，这个广义无非是指自身经验，具有自己看见的事物并且在这个自身的看的基础上注意到相似形，而后进行精神上的递推，在这种递推的过程中，共同之物、红、形状等等‘自身’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被直观地把握到。”在此，胡塞尔不再基于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的区分而运用直接展示与具体描述的方式来把握纯粹意识或先验自我的有关问题。而其学生海德格尔则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发展为存在论，通过把握此在的存在来把握存在，也即通过此在来通达存在，以此来追问存在的本源。
在思想运行的维度上，《周易》与现象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周易》把握世界基于经验与直观。无论是通过占卜及卦象来获得对于世界和存在的把握，还是作为《周易》思想集中体现的太极图的图形直观事物本性的思考都表明了古人通过直观把握自身存在命运的意象性思维。其次，不仅《周易》把握存在的方式是直观的，它对于先人的思维方式也进行了经验描述，它不是理性的，逻辑的归纳和推理，而是一种直观的、形象的思考方法，同时包含着对于事物本性的洞见。《周易》认为通过“象”的直观可洞察时局，万物之变化。因而，力图通过“象”直观来把握思想和人之存在。这种思维没有明显的主客之分，也没有在直观之后尚有一个理性 或者逻辑思辩的设定。一旦获得“象”便能经验到天地之道。“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彭富春认为，中国思维的特征，不是理性的和逻辑的思维，而是经验的思维。经验的思维又可具体化为自然性的思维和历史性的思维。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观形象思维正是这种自然性与历史性思维的表征，因为它意味着“人首先从自然中搜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于人。”在此，走向事情本身，便成了走向自然本身，因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事情便是自然的事情。
如果说《周易》与现象学在思想运行维度上的有着一致性与关联的话，那么《周易》对于形式的把握则是其直观思考方式的具体显现。无论是“观物取象”还是“制器尚象”都包含了对于事物形式的把握。古人体悟和通达存在的“卦象”，乃是对于自然的模拟的表号化或者抽象化。“鼎”卦的卦象是对现实中鼎的形象的抽象与符号化把握，而“坎”卦的卦象则是对于甲骨文之“水”的模拟。“象”都是基于图像思维和设计的观照，也即直观地、表现地把握物之存在，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而“观象”、“立意”、“赋形”的直观、表现的思考正是造物和设计活动不可缺少的步骤。
《周易》对于具体的形式美也有着本源性地观照。一方面如前所述，卦象在造型上具有强烈的形式感，极其符合形式美的特征。八八六十四卦，每一卦首先都是一种抽象的图形创意，其次对称、和谐、均衡的形式美法则得到充分的表现，比如说“鼎”卦的卦象就取材于日常使用的器具，它是作为实用和礼器的鼎的具体形象的抽象与符号化表现。另一方面，《周易》也有着色彩和装饰方面的考虑。比如“革”卦、“贲”卦、“离”卦所谈论的都是关于设计装饰与色彩的把握。“革”卦讨论的是因人身份地位的差异性而进行选择性地服饰。“‘大人虎变’即《玉藻》之君车以虎皮为饰，‘君子豹变’即士大夫车以豹皮为饰，‘小人革面’乃是未命士者不得乘饰车。”这里《革》卦强调了装饰的差异性与特定的指称性。《贲》卦“白贲，无咎”表明了装饰上空白、自然与虚实的运用。装饰并不在于色彩的.艳丽，同样，空间的经营也不并在于布局的繁多，而是要恰到好处，自然而然。白贲，无色也，从有色达到无色，乃是设计最高境界的设定。这并非是不要装饰，而是强调装饰的有效性。
与《贲》卦体现了装饰上的素朴自然的重要性不同，《离》卦不仅与古代工艺美术有着本性的关联，同时也对装饰的地位给予了肯定。“离者丽也”，只有装饰的事物才是美的，宗白华不仅赋予“离”以丽的含义，而且还认为它是对于器物的艺术加工和装饰的把握。
三、道器关系的把握
《周易》作为设计的存在，乃是中国古代造物与设计思想的集中显现。道器关系的区分在此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的不可回避的主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周易》对于道的最为本源的规定。尽管《周易》没有阐释道和器如何具体关联，但是道器关系在此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思想的开端。
首先，在造物与设计的开端处，是没有道与器的区分的，至少道与器的关系没有形成主题。设计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它跟人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涉。于是，我们追问，人的第一件设计作品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一件作品标明了人的诞生――人基于造物与设计而与其它动物想区分。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第一块打制石器的诞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诞生呢?而作为生存作为第一要旨的原始人来讲，器物或工具的制造则是为了满足其最为基本的生理和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此时，造物最为主要的追求乃是基于实用性和上手性的“形而下”工具的制造。造物的旨趣、精神的追求，艺术的意味乃至道的显现的形而上层面的事情尚没有展开。而当人的意识开始觉醒时，人开始有意识地注重造物的技巧与规律的把握、造物思想的表达和艺术与审美的追求。于是，形而下的器的制造于超乎“形而下”的物质范围的“形而上”的道发生了关联。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是神秘的、抽象的、难以言说的，同时它又是自然的，给予人以最高规定，而“器”是则直观的、感性的、形象的，是人对造物与工具的具体把握，它与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形态紧密相关。“器”的制作受“道”的规范与制约，“道”则要通过“器”来传达与显现，“器”是“道”的载体与物质表现。于是，器以载道自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在造物与设计思想的主题。《周易》不仅明确地提出了通过直观达到对“象”的获取的“观物取象”，而且也指明了造物与设计的最为显明的旨归“立象以尽意”、“观象以制器”、“制器以尚象”。
“象”作为器以载道的中间环节，在传统造物思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象”通达道，乃是因为“道”只能通过天地万物的变化之象被人所感悟，人凭借于所感悟到的“象”在造物的活动中运用特定的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创造出可用之“器”。于是，“以‘象’为中介，通过人为事物的创造，把不可见的‘形而上’之‘道’转化成可见的‘形而下’之‘器’，同时又通过‘形而下”之‘器’传达出‘形而上’之‘道’，实现了两个世界的互动和‘双重转换’。”
不同于“文以载道”更多地强调装饰的重要性，“器以载道”注重实用性的把握。文，则是对器物的装饰与美化，是人对器物艺术与审美的追求，而文作为道的体现则是要符合道对于人的规定，在中国传统思想即天和自然的规定，于是有了天文与人文之区分。人文作为器物的装饰和美化乃是天文的具体显现。也即，器物应当满足人的各种需求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一方面，造物受人乃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造物与设计又引导着人的生活和思想。
无论是器具的造型、装饰还是其实用性的设计都与技术的应用分不开。技术在此表明为：设计如何凭借技术和特定的方法创造出既具有实用性，同时又反映一定的生活旨趣和信仰，体现天道和人文的器具。而设计满足人的实用与审美的旨归则是作为欲望的外在显现与表达。同时，器具的设计必须借助于特定的材料及其特性的把握，运用一定的思维与创意方法，设计出不仅实用与审美统一，同时符合礼制的器具，也离不开道或智慧的指引。于是，造物乃是欲望、技术与智慧的游戏，而器具的生成，则是此种游戏的结果。在《周易》里，器具的设计者虽然都是圣人，但是器具的最终生成都是欲望、技术与智慧游戏的结果。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之所以观物取象、立象尽意，乃是为了得到智慧的指引，获得对于道的把握与体悟。而凭借工具对特定材料加工，造物的过程则是技术被应用和发生作用的过程。而“以教天下”、“以威天下”、“以待风雨”等圣人造物的旨归正是人作为存在者整体欲望的生成与表达。
与《考工记》侧重对于具体的造物规范、分工、材料及技术标准详加论述不同，《周易》则偏重于道与智慧对于造物和设计的引导。以至于设计中的欲望与技术的考虑在此隐而不显。但是这种对于道或智慧的重视，则为传统造物与设计作出了本源性的规定。设计必须体现道，符合道，有着智慧的参与，而不是对于物的一种强迫。于是，自然性成为中国传统造物与设计的最大特征，而在开端处最为显明。因为中国的道乃是天道和自然之道。在此，不再有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听从自然或道的召唤。因而，无论是石器时代设计的稚拙，青铜时代造物的笨重，还是铁器时代的刀剑的坚硬，瓷器时代的技艺的精巧，自然都是人的最大规定，器物只是人存在和体悟道的通道。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园林设计，还是建筑设计，都遵循自然和道对于设计的规定，而正是有了道的指引，中国传统设计才具有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与审美追求，寄予了人的理想情趣与诗意居住的可能。
以铜镜为例，铜镜作为实用器具已经成为历史。即使作为艺术作品，它也最终会走向死亡。但它作为有意义的存在者，作为设计文本却始终存在。它的设计也是欲望、技术(技艺)与智慧游戏的显现。技艺层面，它指涉铜镜的外在显现形态，如可被我们的感官所能直接经验到的铜镜的造型、纹饰、硬度和色泽等。欲望层面，它相关于铜镜遮蔽和敞开的关切于古人自身的精神世界。同时它又是一个古人进行情感宣泄，实现精神寄托，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场所，是被解放了的美好的自由世界。在智慧层面，基于天地人神的聚集，它是光与影、隐与显游戏的发生，是真理自行设入作品。真理乃道。古代铜镜设计正是道的显现与遮蔽。而这种在造物与设计中重视道的指引与显现在《周易》中就已经作了如前所述的本源性的规定。
但是，这样的一种传统造物与设计的思想与道路，因为欲望的过度放大和技术坐架的不断加强，而逐渐失去了智慧和道的指引，人不再通过设计来通达与体悟道，人也不再亲近自然。人与自然具有了明显的主客二分，自然成为人的征服对象。于是我们看到，传统的造物思想失落，人失去了诗意家园而无家可归。大量的被技术和欲望规定的设计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世界。于是，向《周易》所倡导的造物与设计思想的回归，便成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篇5：《周易》美学思想
《周易》美学思想
《周易》其内容由“经”、“传”两个部分组成。“传”是以经为依据，对自然、社会及人类的发展变化所作出的一种总体性的概括和说明。“变化”是《周易》思想的精髓。
《周易》是先秦时期一部哲学著作，内容以高度抽象的六十四卦的形式表征普遍存在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李泽厚说，“《周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首先不在于它所提出的个别直接具有美学意义的概念、范畴，而在它的整个的思想体系” ，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从思想层面研究其哲学思想对美学的影响，主要内容包含在以下几个方面：
变动之美
《周易》之易，无论是认为是象形的蜥蜴的蜴的谐音或者是易是日月的变体象征阴阳，强调的都是阴阳的相互转换，事物的不同运动态势。虽然运动无时不在，但由于古人认知的局限性，对世界认识知之甚少，《周易》从自然万物的运动中总结出规律，并作出分析。主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宇宙是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万物的美，最终是种运动的美，《周易》的六十四卦，正是事物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象征，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事物运动发展的“动态不居”，《周易》的美，包含了居安思危、塞翁失马的精神，在“泰卦”中，象征天的乾在下，坤在上，天地倒转，是为吉。寓意阳气上浮，阴气下沉，阴阳交感，万物丛生，这是事物上升阶段的美，也是人进取的美。《周易》的变动之美是从自然万物的运动状态中得出，在人的身上，要求人的品性切合自然规律，并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思想至今在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周易》的阴阳相互转化的思想，在随后的哲学思潮中，逐渐演化为阴阳二“气”的的运动，老子发展了《周易》的思想，对自然规律进行提炼说明，以“道”命名，在《道德经》中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在其著作中用到了“冲气”，这是对宇宙初期万物形成之始状态的描述 ，正如冯友兰认为的那样，“在还没有天地的时候，有一种混沌未分的气，后来这种气起了分化，轻清的气上浮为天，重浊的气下沉为地，这就是天地之始。轻清的气就阳气，重浊的气就是阴气。在阴阳二气开始分化而还没有完全分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中的气就叫做冲气。庄子发展了老子的玄学思想，形成了气韵的美学意思，强调主题精神生命的表现，以及刚柔相济的思想。”《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谓“风”就是“气”。言“风”有风气，言“气”有气势。在中国美学史上，明确地把“生动”一词用于艺术理论，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美学意义的概念，始于谢赫。谢赫的《画品》，以气韵生动的评判法则成了千百年来书画领域的评判标准，在传统视觉艺术领域深远。而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
这种寓动于静的思想，不仅在书画领域，在建筑领域，比如园林置石，讲究奇、险、漏、透等具有动势和气势的石材。而传统建筑的挑檐，则通过有张力的曲线，使得房屋看起来更有气势和动感。
含章之美
坤卦，六三：含章可贞。意为拥有美丽的文采而不显露，意志坚定。修饰而不张扬，是含蓄美的体现。此外，文饰之美，在贲卦中亦有体现。贲卦是第二十二卦，《说文解字》指出：贲，饰也，从贝、卉声。可以得见，贲是卉和贝两个字的组合，本意具有装饰的意味。本卦为异卦相叠(离下艮上)。本卦下卦为离，离为火，上卦为艮，艮为山。山下有火，一片艳红，花木相映，锦绣如文。《文心雕龙・ 原道第一》：“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唯先”，又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 可见，文饰的美，来源于自然万物生成之初，是万物自然和谐的状态，正如刘勰所写：“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由自然之美，上升到人工之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贲：亨，小利有攸往”，朱熹《周易本义》说：“贲”，饰也。内离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为贲。占者以其柔来文刚，阳得阴助，而离明于内，故为“亨”。以其刚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
“上九：白贲，无咎”，“上九”已是贲卦的极点，一切的装饰，都由极端又返回一片空白的本来面目。《文心雕龙・情采篇》：“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人类的装饰是礼法，当礼法达到极致时，又恢复到朴素，所以说“白贲”。如果领悟到装饰的空虚，而恢复本来面目时，就会无咎。这一爻，再强调一切文饰，都是空虚，应当反璞归真。可见，白贲之美，是饰极返素的美，这和老子的大道至简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呼应，《老子》第四十一章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不赞成文饰，认为“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周易》对孔子的影响，《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能偏于文饰，也不能不加修饰，要兼而有之，二者配合得当，才能成为有修养有礼貌的人。
总体来说，贲卦讲的是文饰，涉及文与质的问题。文与质是《周易》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文指代文采、装饰，为阴爻;质代表质地，含有朴素之意，为阳爻。前者讲解形式，后者讲究内容，此卦阴阳爻均等，文质均有，虽然论及文饰，但并不是无条件的赞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在注重质地或内容的基础上，允许适当的修饰，“小利有攸往”，但因饰极返素，即便没有任何修饰，也没有不妥。这一思想，包含了后来的从“错金镂彩”到“初发芙蓉”的美学演变。
虚实之美
离卦，体现了物体虚实之美，《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离是附丽的意思。日月附丽于天，百谷草木附丽于地。双重光明附丽于正道，于是教化天下达到文明。该卦寓意日月之明，火光熊熊，照耀长空，有隔有通，实中有虚。古人认为附丽在一个器具上的东西是美的。离，既有相遇的意思，又有相脱离的意思，这是一种装饰的美。离也者，明也。“明”古字，一边是月，一边是窗。月亮照到窗子上，是为明。这是富有诗意的创造。而《离卦》本身形状雕空透明，也同窗子有关。这说明《离封》的美学思想和古代建筑艺术思想有关。人与外界既有隔又有通，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基本思想。有隔有通，这就是实中有虚。
宗白华认为：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累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世界是变的，而变的世界对我们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有生有灭，有虚有实，万物在虚空中流动、运化，所以老子说：“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古典园林的诗意营造，漏窗的若隐若现，空间的隔而不断，景色的远借、近借、因时而借，无不体现了离卦的虚实相生的美学。
意象之美
《周易・系辞》这样表述，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 “意象”可以认为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意”是意识的情感理念，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在实际运用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意”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它主要是通过语言、艺术、或者符号等传达它的内涵，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
《周易》的卦辞，本身就是具有意象之美，正因为意象的隐蔽与独特性特征，周易才有了千白年来不同的解读，不同环境不同的象征意义。从意象看《易经》的思想体系，乾卦有美，坤卦也有美。坤为阴，为柔，故可称坤，美为阴柔之美。所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指坤地深厚，载负万物，与天合德，恩泽无量。坤之美，是一种宽厚博大的母性之美。而乾之美，显然就是天之美，象征天的光明和阳刚。意象之美，在随后的文学著作中，得到了尽情的体现， 《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这些语句在不同情境下都有丰富的解读。形成了丰富的意象之美。
总之，《周易》从万物运动，阴阳转化的观点出发，对事物发展态势做出分析，由天及人，对人的行为做出规范，强调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做事情，不偏不倚，把握中道， “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柔丽乎中正，故亨”等，这些思想既是天人合一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对自然万物和谐运转的肯定和赞美。
篇6：《周易》管理思想
《周易》管理思想
《周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事实上，无论从《周易》文本的性质、从其所遵循的“天人合一”的运行规则还是从哲学文化的意蕴上来看，《周易》皆具有典型的管理学特征。
作为大道之源、六经之首的《周易》，其思想可谓驳杂而宏阔!《系辞》中所谓“《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概括也许对《周易》思想之博大做了很好的说明。既然“易道”充盈天地间，那么它势必要涵盖人间一切的学问。更何况，《周易》乃是由独特的符号体系所构成——冯友兰先生认为周易的八卦符号是个X——符号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开放性的特点，这势必导致人们对《周易》解读、诠释的丰富性、多义性。
因此之故，人们对《周易》的研究亦呈现出多样性，如不少学者从筮法、史学、伦理学、哲学、思维学乃至军事学等角度对之展开研究。今笔者不避粗浅，试图从管理学的维度①对《周易》所蕴含的“X”做一“填充”，以拓展《周易》的研究维度，并期望给当代管理思想以有益的启示。
一、作为管理学的《周易》
在阐发《周易》的管理思想之前，有必要追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假若《周易》本与管理不相干，那么所谓“周易的管理学解读”不过是笔者的一厢情愿——无疑，独断论的解读不但缺乏说服力，反而有附会的嫌疑。因此，探讨《周易》的“管理学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笔者拙见，可从三个层面对其“管理学性质”进行考量。
(一)从卜筮的身份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客观地讲，《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无论从其符号的构成方式还是从卦爻辞的记载来看，这一点都不容质疑。我们知道，《周易》的主体部分(即经文部分)由象和辞构成，“象”指的是通过一定的衍算方式所得的卦象，而“辞”(卦爻辞)则是对卦象所下的断语。“所谓断语就是结论，多用吉凶、悔吝利与不利等辞，取象和断语是因果关系。”[1]65无疑，这种通过“象”推断事物“吉、凶、悔、吝”的方式表明《周易》乃是卜筮之书。《周易·系辞》中还专门介绍了筮的方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2]369
此外，古代经典的各种记载和论述亦表明《周易》本质乃为卜筮之书，如《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筮人掌《三易》”，等等。《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筮人掌《三易》之法的目的，在于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尚书》)。《左传》、《国语》有关以周易卜筮的记载有22次之多，此皆雄辩地表明《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作为卜筮之术的《周易》，人们惯常以神秘、迷信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之，似乎古人将自身未知的命运交付于神秘的天命，而无任何自主性可言。事实则相反，透过这种神秘之术的表象，我们恰恰看到古人不甘现状、不甘命运摆布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试图通过预测未来的方式，恰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生产秩序，使之向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显然，此与西方管理学的目标管理有“类同”之处。从这个角度而言，卜筮的目的乃是趋利避害，通过人对未来的目标管理——对有利的目标(预测)设法达成，对悔、凶的目标设法避免——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通过预测、制定规划以求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无疑表明《周易》具有显著的管理学特征。
不仅如此，古代统治者更是将《周易》卜筮视为参与管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汉代尤其如此。京房在《京氏易传》中曾有专门论述：“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论，而明王道。”由此可知，古代决策者利用《周易》卜筮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来推广自己的决策。关于这种论述，余敦康、林忠军两位先生皆有宏论，此不赘述。
(二)从“天人之学”的机制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即便我们从“天人之学”的角度解读《周易》，亦能品出《周易》的管理学韵味。《周易》可谓中国最古老的“天人之学”，这种“天人之学”的理论基础有三：观物取象、相似理论、感应原则。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郭继民，等：《周易》管理思想探微1.观物取象
此乃《周易》建立的基石，它试图按照某种模式在人、天之间建立“描摹式”的图式关系。《周易·系辞》对此“观物取象”至少有三处论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2]356——此言观物取象的目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386——此言观物取象的原则;“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言观物取象的缘起。
2.相似原则
“相似原则”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之上。所谓相似原则，是指《周易》以事物的阴阳属性为主要依据，按照其属性将万物归结到八类不同的卦象(符号)中去，即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关于八卦的属性，《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2]433于是，通过“相似原则”，万物被“抽象”为八卦所融摄的符号体系之内。
3.感应原则
感应原则，乃《周易》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原则。对筮者而言，乃是其经过多次运用符号之间的演算关系而获得的一种神奇“感应”力量。不过就《系辞》所传达的.信息来看，它更多地表达出“天人一体”的全息性原则，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故”[2]376，即然。 西方的管理学中的科学学派主张，在管理时为了减少各种人为的因素，应该依靠一套决策程序，建立数学模型以增加管理的科学性。若悉心分析“天人之学”的运行机制，当知，《周易》同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演算、决策的机制。“观物取象”可谓对管理对象的认知和抽象;“相似原则”则是对管理对象进行分类并建立模型;“感应原则”则是科学管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古人相信，通过这种运行机制，可以更好地进行“目标管理”。
(三)从文化哲学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如果说在春秋以前，《周易》纯粹作为卜筮之书存在，那么经孔子进行传授、整理以后，《周易》已发生了人文学的转向，其人文思想主要体现在《易传》之中。及至两汉，《周易》与《尚书》、《春秋》、《诗经》、《礼经》并称“五经”，且《周易》位居“五经”之首，成为儒家治国安邦的重要经典。治国安邦，当然是管理，而且是“大管理”，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因蕴涵丰富而深奥的哲学而为历代决策者所深爱。且不言自古至今专门治易者有三千余家，即便《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经典史学著作，乃至《淮南子》、《白虎通》、《春秋繁露》、《盐铁论》、《说苑》等中国一流经典著作也多以《周易》为基础，并藉此阐发管理国家的理论。时至今日，邻邦日本亦将《周易》视为高等管理人员的必读科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伴随着两汉对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周易》亦成为自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对此，林忠军先生曾总结道：“《周易》是选拔古代优秀管理者的重要尺度。”[此亦为《周易》具有管理学身份的一大明证。
二、《周易》管理思想举要
我们说《周易》具有“管理学的品质”，实则在于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过，在探讨《周易》管理思想之前，首先要明确“管理”的定义。“管理”的定义相当宽泛，可谓见仁见智，即便具有丰富管理思想的现代西方学者亦无定论：强调决策者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强调工作任务者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多个人来协调其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强调管理者领导艺术者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关于管理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关于管理的“主干脉络”却大致类同——管理，无非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措施(计划、组织、控制、激励)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既定)目标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述，具有卜筮性质的《周易》更倾向于“目标管理”，当然这个目标包含个体主观的需求——更多的是指通过“占卜”(即通过天人关系的感通)得来的“结果”，也许称之为“目的管理”更为恰切。这种“预测未来目标”的行为实质上就是现代管理学中的计划、决策行为。更可贵的是，《周易》绝非要人们局限于既定的“目标”(凶、悔、吝等不好的命运)，而是希望人们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趋利避害，让事态向着主体所希冀的目标发展。
这里的“措施和行动”，指的就是《周易》中对人、财物的管理，其中还包括管理方法与模式的应用。本文试图从上述三方面挖掘周易所包含的管理思想。
(一)《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的管理思想”
人是管理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系辞》所言，“何以聚人曰财”，即表明《周易》对人的重视。《周易》认为，善于识人、知人、用人、利人乃是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1.识人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如果看错人、用错人，则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系辞》中对识人有着精辟的论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诎。”[2]424今天看来，似乎是经验之谈，但却体现了古人识人的策略，更体现了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交人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而“交人”则是用人的根据。因为在管理中，即使了解到某人德才兼备，然而若用其人，必须先进行礼贤下士的“结交”，譬如刘备三顾茅庐，韩信月下追萧何，文王拜子牙等等，皆为“交心”之范例。若无任何沟通，他人将难以为己所用。对此，《系辞》云：“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只有在以诚待人、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决策者才能向他人提出要求，并使之为我所用。
3.用人
俗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当用其长，更要“当位”。“当位”乃《周易》中的术语，指阴阳爻所处的位置，一般而言，阴爻处阴位(二、四、六)，阳爻处阳位(一、三、五)，即为当位。同样，利用人才，应“人尽其才”，方式当位，否则将造成严重后果。正如《周易·系辞》所云：“德薄而位尊，知少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2]404决策者不可不察，尤其是家族企业，裙带关系多的企业在用人问题上更要慎之又慎。
4.同人
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须上下同心，形成团队精神，方可达成既定的目标。《周易》中有“同人”之卦(天火同人)，尤其重视团队精神，其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意即与人志同道合，以天下为公。唯有上下齐心，志同道合，事业方可大成，预期目标方可实现。故尔，《系辞》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同心”既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更是管理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5.利人
利人，意即以利益鼓励人，可看做现代管理的激励制度。《乾卦·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对于“利”，孔颖达言：“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4] “利”就是使所属各部分各得其利，各得其之所宜。这既理所当然地指向对被管理者利益的关怀，以使人安，同时也可以视为一种激励制度。《周易·系辞》所谓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之言，无疑乃是对决策者的极高要求。
(二)《周易》蕴含着精辟的“关于物的管理思想”
《周易》对(财)物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物尽其用”的“当位”理念、节约原则和“知几”的细节管理思想等。
1.“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同“人尽其才”相对应，主要讨论“当位”原则。物的当位原则，是指物的价值与其所处的“位置”(地位)有关。茅草本为极其普通之物，然而在举行祭祀大礼时，茅草的价值就非同寻常。《大过》卦云：“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即言，祭祀时用白茅衬垫祭品，必然没有过失。孔子对此进行引申：“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2]365孔子认为，假设没有茅草，只要怀着慎重恭敬之心对待祭祀，也是可以的。但这里，孔子对“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的思想实则凸显了“当位”的思想，物本无所谓有用、无用之分，只要当时、当位，则即使轻微如茅草之物也可有大用。既然物皆有用，就不存在弃物，而在于如何用。无疑，这种对物的态度在管理学上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2.节俭原则
同“当位”原则相联系，则是对(财)物的节俭理念——既然物无弃物，那么对于物应该采取节俭原则。更何况，在古人看来，“节俭”乃是天道的体现。《节》卦彖辞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很明显，《周易》借天道以明人道，提出管理国家的大原则，在于节俭。《节》卦爻辞六三亦曰：“不节俭，则嗟若，无咎。”其意为，不节俭则贫困，处贫困则知悔过，若节俭则可以无灾难：进一步强调了节俭的作用。“节俭”意识不仅是一种美德，同时也是一种管理理念。善于管理者无不倡导节俭理念，中国知名大企业如鞍钢、大庆、一汽、二汽、首钢、攀钢等大型骨干企业，无不倡导勤劳节俭的企业文化理念。
3.细节管理
当代管理思想尤其重视细节管理。确实，某种意义上，“细节决定成败”。《周易》尤其重视细节的作用，《系辞》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2]405细节在《周易》中又称之为“几”。“几”指苗头、征兆。《周易》强调“知几”、“研几”的细节功夫。知几，就是善于从细微、细节处看出事物发展的端倪，从而避免事物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研几”则是指善于研究事物的细节、精微处，以此提高管理者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知几、研几的功夫相当艰深，只有不断深入事物(过程)的细微处，不断地观察、分析、反思，方可领会事物发展的微妙处。然而，一旦拥有了“知几”的火眼金睛，管理事业则可运行于掌，恰如《系辞》所云：“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2]376
(三)《周易》亦涉及到“管理方法与管理模式”的内容
《周易》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主要可概括为过程管理、模型管理。当然，二者皆建基于目标管理的格局之下。
1.过程管理
正如上文所言，从卜筮的性质来看，《周易》所彰显的管理思想固然更贴近“目标管理”，然而，就围绕着既定目标之达成而言，《周易》又蕴含着过程管理的思想。
《周易》的过程管理，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心理控制”和“事件控制”。
“心理控制”的对象是人。在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尤其是人的意志、情感等心理状态将随着事物的波动而产生或悲观、浮躁、厌倦的情绪，或盲目乐观、目空一切的骄傲情绪。现代管理学将这种对人情绪的调控，称之为管理心理学。《周易》尤其重视对人的心理管理和调控，通过强调事物的变动不居，告诫人们须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须“得意不忘形”，如《泰》卦本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最佳状态，然而其上六预示这种良好的状态不能长久：“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同时，《周易》还激励人们在危难之际不要丢掉理想、信念与希望，《否》卦即如此。《否》卦本为不祥之卦，然而其结局却如《否》卦上九爻辞所谓的“倾否，先否，后喜”。《泰》《否》两卦昭示人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要抱有坚定的信念与中和的心态，不因物喜、不因物悲，应像《随》卦那样，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践行随和、随时和追随正道的原则，既保持正道直行的韧性与随和的心态，又能适时而变，不改初衷。
“事件控制”的对象指的是事件本身。由于事物的发展处于动态的过程中，甚至处于不可预料的态势下，在此情势下，人们应当如何对事件本身进行控制呢?《周易》的指导思想是：因时而变，趣时而革。《蛊》、《革》两卦明晰，《蛊》卦认为，面对事件中的疲敝现象，必须坚定信心，积极治理，把由乱到治到乱的必然性和治蛊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推动新局面的出现;《革》卦则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要及时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顺应自然规律，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大胆变革，以促进事物向希冀的目标发展。
事实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也可以看做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监管和控制，乾坤乃创业之始，而创业过程则由艰难之《屯》卦出发，逐渐强盛，然其发展过程并非直线式的，而是依无平不陂、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螺旋线方式演进。六十四卦最终以《未济》终结，极具深意：它预示圣人追求的“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谓”的事业乃是无穷尽的“大业”，与起始之《乾》卦所寓意的自强不息遥相呼应。悉心体悟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及其大义，难道不可将之视为“过程管理”的描述和控制?限于篇幅，此不展开论述。
2.模型管理
正如西方现代管理善用、引进数学模型一样，《周易》其实也善于用“模型管理”。《周易》所采用的模型，是建立在观物取象与抽象符号的基础之上，遵循的是相似原则(即上文的天人合一的运行机制)。《系辞》对这种模型管理模式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对于“卦”与“(典章)器物”的关系，不少学者对《系辞》的说法提出质疑，如郭沫若、任继愈等先生认为卦由物象而来，而非先有了《涣》卦才有舟楫的发明。笔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器物与卦的关系，不仅要从来源上考量，更要将其纳入事物演进的动态链条中。就起源而言，当然是先有(混沌)物而后有卦，然而，当有了卦(卦代表抽象的理性思维)以后，“卦”则可指导人们更好地制“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器物来源于《卦》也是有道理的。上文《系辞》所言的“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等说法，就在于《系辞》作者强调了理性思维的指导意义。这种由具象(事物)到抽象符号(模型)进而分类乃至创造出新事物(如器物、典章制度的产生)的管理模式，即为中国最早的模型管理。不过，周易中的模型管理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的模型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现代管理注重定量分析，具有清晰性和准确性，而《周易》所涉及的“模型管理”则注重定性分析，具有模糊性、混沌性。
三、《周易》管理思想的人文价值
以上论证并挖掘了《周易》的管理思想，并非意味着笔者将《周易》视为管理学之圭臬，而是希冀决策者、执政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客观地讲，《周易》的管理思想没有现代管理学中的“量化”手段，似乎缺乏科学性，也很难直接被“套用”而立竿见影，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易》所蕴含的管理思想没有任何启迪意义。恰恰相反，在人们普遍将管理拘泥于企业且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的当下，《周易》管理思想中的人文价值更富有启迪意义。
其一，《周易》所独有的宏大“天人”管理视野及其所追求的“保和太和”的管理境界，具有恒久的借鉴价值。《周易》乃天人之学，它研究的问题囊括整个宇宙，即包括三才之道(天道、地道、人道)的所有问题，正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言其视野宏阔;同时《周易》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乃是“保和太和”的和谐境界，它超越了当代管理者多以财富为终极的狭隘目标，而是以天、地、人和谐相处为目标的高妙境界。因此，无论从《周易》管理思想的视野还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来看，皆对当今的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经济管理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二，《周易》管理思想中所凸显的开放、和谐的“变易”思维模式，尤其对“过程管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汉人把《周易》的内容归为“三易”，即变易、不易和简易。然而其要旨则是“变易”。《周易》的变易思想启迪人们，在“过程管理”中，不能拘泥、执定于常态、纲要、公式或教条，要时时注意到主体与外界环境以及其关系(天、地、人所处的动态关系)的变化。只有在管理过程中积极遵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效法天地自然的流行不息，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不拘一格、应时而变的开放思维模式，在当今管理中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过程管理”中的“权变”理论，所彰显的无非是“动态的思维模式”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变易”思想始终在维系“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和谐思维。它要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中庸立场，不偏不倚、适量守度，通过选择最佳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活动合理有效运行。这种开放、和谐的思维模式规避了“西方过程管理”中经常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盲目求变的片面思维，其意义不言而喻。
其三，《周易》管理思想对义利的态度值得当下管理者反思。《周易》不排斥“利”， 所谓“利用安生”，即表明其对“利”的重视。然而，《周易》更倾向于从开阔的视野上阐释“利”的概念，且将义、利紧密结合起来。《乾卦·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2]93此既涵摄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理念，更强调了义对利的引导作用。《系辞·下》中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说：“禁民为非曰义。”“义”者，宜也。“宜于彼不宜于此，不得谓之利;宜于此不宜于彼，亦不得谓之利。必两利俱利，然后为利。”把一己之利当成最高的甚至唯一的行为准则，是“小人”的行为，此行为必将导致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破坏，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并反过来毁掉其利益。所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表明此意。因此必须用“义”来规范主体的决策管理活动，无疑，《周易》建立的义利观尤其值得当今管理者反思。
其四，《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尤其强调了决策者的人文关怀。正如日本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所倡导的“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5]管理理念一样，《周易》始终把人放到第一位。《周易》固然讲究“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的事业，但更强调进德修业，重视人的塑造。《易传》反复强调学问思辩、进德修业，注重挖掘人之德性，塑造完美的谦谦君子。《系辞》中三陈九德，即为明证，此体现出《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同时，《周易》还认为进德修业乃须依靠决策者(圣人)率先垂范的引导作用来完成，例如《乾》卦强调最高管理者须有开拓进取的刚健精神并以此激励他人;《坤》卦和《泰》卦要求管理者须具有内刚外柔的品行和宽厚远大的胸怀;《中孚》卦要求管理者须具备诚信品格;《谦》卦要求管理者应具备中谦、退让的品德;《比》卦要求管理者与百姓打成一片;《同人》卦要求管理者破除私心杂念;《观》卦则要求管理者应当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等等，这些皆雄辩地表明，《周易》视野下的决策者具有深沉的人文关怀：《周易》视野下的“圣人”(决策者)并非单纯的盈利者，而是教化百姓并与之德性共进的精神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