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的层次结构划分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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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白居易《长恨歌》的层次结构划分综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层次结构划分综论
白居易作为中唐时期重要的一位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其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琵琶引》等，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其中《长恨歌》是史实与民间传说兼有，天上人间照应，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态度既有讽刺，又有叹惋同情。学界对《长恨歌》的主题长期争论不休，有讽谕说、爱情说、风情说、又有爱情与讽谕双重主题说等。白居易曾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自赞其诗“一篇《长恨》有风情”，据此，“风情”说应该是其主题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关于这首诗层次结构的划分，学界也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也真正体现了“诗无达诂”的遗训。笔者就此做了专门整理，现举其要者，列之于后，以求教于方家。
一、两部分(段)说
持这种划分观点的学者相对较多，但并非千篇 一律，在具体的起始句上也有很多分歧。较有代表性的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128，大致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为限，分为前后两部分：“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最近虽然出版了修订本二版，但是这种观点未曾改变。
霍松林是研究唐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他虽然主张将这首诗划分为两部分，但与游国恩所言相比，认为分界句有所不同。如其《唐诗精选》[2]307所云：
全诗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致“恨”之因，这是讽谕主题说的根据;后一部分写“长恨”本身，这是爱情主题说的根据。……一开头即揭示唐玄宗的这样性格特征——“重色”，然后从各侧面进行刻画，情节也随之发展：“思倾国”，选妃子，华清赐浴，兄弟列土、骊宫歌舞、安史乱起、马嵬兵变，逃难蜀中，这是“重色”的表现和后果;从入蜀到回京的思念妃子以及命方士“致魂魄”，则是“重色”性格在悲剧情境中的延展和深化。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3]306-307亦将此诗分为两部分，但是分界不是很明显：“诗的前半首鉴诫荒亡之意明显，后半首爱情悲剧的渲染凄恻动人。”又云：“《长恨歌》的后半首，是白居易据民间传说改写而成的李杨的爱情悲剧。……诗分别从李隆基、杨玉环双方的遗恨和相互的感情纠结写来，表现他们天上人间，无尽的眷恋。”从郭先生的进一步解说看，前部分应该是到“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其余则为后部分。
王汝弼《白居易选集》[4]23云：“此诗前半写实，后面则运用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比较显著地受了变文的影响，写实与虚构，前后递转流畅，天衣无缝。”没有明确其界限所在，然而编者在“临邛道士鸿都客”一句的注释后又说：“此诗以下即以传说的神仙故事叙写。”由此可知，该句当为其前后的分界。
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5]434一文指出：
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描绘了唐明皇、杨贵妃两人的爱情故事及其悲剧。它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出唐明皇溺于女色，不顾国家大事，结果带来了安史之乱;另一方面表现了由于安史之乱，杨贵妃悲惨地死去，明皇日夜萦思，感情非常诚笃，杨贵妃死后变为仙人，也念念不忘明皇，彼此眷恋对方，但不能相会，形成长恨。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做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依照王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他是将这首诗分为两部分，虽没有具体讲明哪句，应该在含有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之后的内容应该为第二部分。
陈玉刚《简明中国文学史》[6]155划分的起始句又与前者有所不同：
全诗一百二十句，八百四十字，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写起，描述了杨玉环如何受到唐明皇的宠爱以及李、杨宫廷生活的细节，到“宛转蛾眉马前死”只用了三十八句，不到全诗的三分之一。全诗的三分之二篇幅，是以一个“恨”字为中心，写杨贵妃死后，唐明皇对她的思念之情，最后落脚到“此恨绵绵无尽期”，采用的是前后对比、触景生情的艺术手法，很能感动人。
陈友琴《白居易》评[7]12认为：这首诗的前面一部分对唐玄宗的荒淫和杨贵妃的恃宠而骄有些讽刺和批评，分界句为“魂魄不曾入梦来”之后;后面写方士受玄宗之托，访问蓬莱，得到当时二人的密语，归报上皇，从其行文中能看出，这部分的起始是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册[8]149，与前者相同，将《长恨歌》划分为两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一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末尾为第二部分。
有的学者虽然认为这首诗划分为两部分，观点或主张是提出来了，但是前后两部分的分界句不明显。如詹锳先生《唐诗》[9]81对《长恨歌》划分两部分，也有点含糊，并未指出分界句：
从全诗来看，感伤的情调重于讽刺。前半篇讽刺的地方，笔锋很不尖锐，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丑史没有进行揭露。后半篇又用虚构的情节来美化唐明皇、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把他们两人描绘得那样的深情绵邈，以至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仿佛帝王后妃之间也有真挚的爱情似的。最后一段写道士鸿都客上天下地到处去寻觅杨贵妃，终于在海上仙山寻到了她，从她那里带回来当年和唐明皇定情的信物，这些扑朔迷离的情节，虽然来自民间传说，毕竟带有迷信色彩。而且白居易对唐明皇的讽刺，无非是说迷恋女色，以致铸成大错，目的是为了给当代皇帝作前车之鉴。
再如罗宗强《中国古代文学史》[10]375也同意将这首诗分为前后两部分，但具体的前后分界句没有讲明：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讽谕说和讽谕、爱情双重主题等多种说法。……此诗的主导方面似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的限度，而且多有讳饰。……白居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表明《长恨歌》是一篇写风情的作品，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其“长恨”主题所蕴含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的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三重变奏的统一整体。
刘开扬《唐诗通论》[11]233只对这首诗的诗意进行了阐释，但并未明确划分诗的段落：
开始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写纳杨氏以后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安史之乱发生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些全是讽刺。但是写道玄宗入蜀和还都以后，却总去写两人昔日的恩爱和玄宗的悲伤了，“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即《李夫人》诗说的“此恨长在无销期”，“人非木石皆有情”。后面方士寻求是是根据民间传说，玄宗为太上皇还京后，被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逼迁，引起民间同情。诗的后半这样写，也还是不悖于题旨的。
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12]321所言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把杨玉环写成一个专情女子的形象。最典型的诗篇便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该诗绝口不提杨玉环曾为寿王妃事，说她在入宫之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入宫即深得玄宗宠爱，两人如胶似漆，恩爱无比。后半部分写玄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杀死杨妃后，内心不胜痛苦，对她的思念日甚一日。临邛道士为玄宗一片痴情所感动，遂教方士去寻觅杨氏的魂魄，果然在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找到她。
李宗为《唐人传奇》[13]68则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相比较而论述两者的层次结构划分，也未提出明确的分界句：
《长恨歌传》的结构与《长恨歌》基本相同，以杨妃赐死马嵬为分界，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所着力铺陈描写的是杨贵妃冶容取宠以至误国的故事，形同野史别传，所宣扬的仍是以妇人为祸水的封建传统观念;后半部分则依照王质夫所述的民间传说叙写了玄宗遣方士游神驭气在海外仙山找到已成了仙的杨妃的故事，通过玄宗沉痛悼念和杨妃在仙宫中对方士追叙昔日情意等等描写，突出了玄宗与杨妃天上人间两不相忘的真挚感情。
实际上，有的学者将《长恨歌》划分为两部分说的观点看作是20世纪的一个主流观点。如杜晓勤《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14]1041在介绍这一时期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状况时也提到：“前部分讽谕意义甚明，后半部关于李杨爱情悲剧情节的渲染、对玄宗晚年悲凉处境的生动描绘，加深其讽谕意义。”
二、三部分(段)说
将《长恨歌》划分三部分之说的学者也不少，许多学者的主张颇具代表性。钱基博先生自1939年至1942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设立于长沙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并编写了《中国文学史》[15]401-403，在该书所引用的《长恨歌》中，将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第二部分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三部分是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而结束。
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16]279则是继承了钱基博的说法：
《长恨歌》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全诗分为三段，“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以上为第一段。……自“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至“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二段，这一段全部是在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悼念。……《长恨歌》第三段叙述方士觅魂，作为仙子的杨贵妃的心理状态是被描写得极其隐约迷离的。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7]348-349所划分的部分与前面两者完全是一致的：
诗的开篇部分写玄宗好色废政，杨妃恃宠而骄，终至引发安史之乱。……自“黄埃散漫风萧索”、玄宗逃蜀、杨妃身亡始，诗情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气氛所笼罩，周详的叙事一变而宛曲的抒情，极力铺写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的睹物思人的种种感触，并借四季景物的变换和孤寂的环境衬托他苍凉伤感的情怀。……诗的最后一段，笔锋再转，写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杨妃，而杨妃竟在缥缈迷离的仙境出现。
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对此的理解也与前面大致相当，但不见其引用诗句，她在《唐诗宋词十五讲》[18]150-151中云：
这首诗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安史之乱前唐皇重色、杨妃专宠的极乐情景，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渲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细腻地刻画他从奔蜀到还都一路上睹物伤情的心理活动。黄尘栈道、蜀江碧水、行宫月色、夜雨铃声、太液芙蓉、未央垂柳、春风桃李、秋雨梧桐、夕殿飞萤、耿耿星河，无论是乐景还是哀景，都一层一层将人带入伤心断肠的境界，从而千回百转、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主人公难以排遣的悔恨和痛苦。而这首诗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所虚构的缥缈美丽的仙境，又进一步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到高潮。
靳极苍《长恨歌及同题材诗详解》[19]1-3将《长恨歌》划分为三部分，与前面的起始句有所不同：第一部份是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第二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三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可见，其区别在第一部分。
三、四部分(段)说
四部分说的观点既有从清代以来的高度一致，也有异彩纷呈新见，可以说是诸说中内部在起始句的确定上分歧最多的一类，截至目前，竟然有八种之多。
清乾隆御选《唐宋诗醇》[20]174的见解较为独到，为一些学者所宗：
通首分四段：“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畅叙杨妃擅宠之事，却以“渔阳鼙鼓动地来”二句安摄下意，一气直下灭去转落之痕。“九重城阙烟尘生”至“夜雨闻铃断肠声”，叙马嵬赐死之事，“行宫见月伤心色”二句安摄下意，盖以幸蜀之靡日不思，引起还京之彷徨念旧，一直说去，中间暗藏马嵬改葬一节，此行文飞渡法也。“天旋日转回龙驭”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叙上皇南宫思旧之情，“悠悠生死别经年”二句，亦暗摄下意。“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末，叙方士招魂之事，结处点清“长恨”，为一一诗结穴。
与前面所划分的四部分说相同，高步瀛《唐宋诗举要》[21]302认为：第一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惊破《霓裳羽衣曲》”，叙杨妃擅宠之事，每段末二句皆摄下文;第二段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夜雨闻铃断肠声”，叙杨妃马嵬赐死明皇幸蜀之事;第三段从“天旋日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叙上皇回銮仍思妃不置;第四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叙方士招魂之事，结处点出长恨，为全诗结穴。高氏所分层次，对乾隆敕撰《唐宋诗醇》有所宗仰。
程千帆先生《唐宋诗名篇》[22]238与前者基本相同，只是没有提及每部分最后有统摄下段之说，并且各部分的内容概括更为详细具体：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唐玄宗重色，杨贵妃专宠，而安禄山的叛变，则使得他们的生活起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杨贵妃的死和玄宗在流亡中对她的悼念;第三部分从“天旋日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玄宗返回长安以后，仍然怀念杨贵妃;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由于方士的道术，终于使得两人互通消息，并重申了彼此之间永远不渝的爱情。
张步云与前面划分四部分完全相同，他在《唐代诗歌》[23]417中指出：
《长恨歌》分为四段：一、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写杨贵妃的美姿善舞，承恩擅宠。二、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到“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述贵妃马嵬之死与玄宗入蜀事。三、从“天旋日转回龙驭”至“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叙玄宗自蜀还京，南苑思归之情。四、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至“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写道士招魂，点题“长恨”，为一篇之结穴。
王力《古代汉语》第四册[24]1429-1435对《长恨歌》的划分也完全与前面相同，只是每一部分并未讲明其段意。
廖仲安、刘国盈《中国古典文学辞典》认为[25]633：
全诗百二十句，八百四十字。……诗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写杨妃专宠，又千方百计取悦玄宗，只举出温泉赐浴、霓裳歌舞以概一般，写得比较简括。第二部分写安史乱起，从而发生了马嵬兵变、杨妃赐死的悲剧。第三部分写玄宗朝夕思念杨妃，自蜀还都，感念当初，触目伤怀。第四部分更幻想出临邛道士访寻仙山，得见杨妃玉容，用倒叙手法，写杨妃回忆往日七夕与玄宗爱情密誓，感叹幽明永隔，结出长恨。
这里没有明确标示出各部分的起止。但我们可以根据其分析的意思做出判断，第一部分应从开始到“尽日君王看不足”;第二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第三部分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
龚克昌、彭重光《白居易诗文选注》认为[26]6-14：第一部分的划分与前面相同，从开始到“尽日君王看不足”，写杨贵妃的专宠和唐明皇的荒淫失政，隐伏着安禄山的叛乱;第二部分则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夜雨闻铃肠断声”，写杨贵妃在马嵬事件中被缢而死与唐明皇失去贵妃后的凄楚心情;第三部分从“天旋日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唐明皇回京后对杨贵妃的深深思念;第四部分划分与前者相同，写方士招魂的故事。最后两句点出了“长恨”的题旨。
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27]479认为：从开头到“不重”句为第一大段，写杨贵妃得宠的经过;从“骊宫”句到“回看”句为第二大段，写玄宗荒淫误国和杨贵妃的死;从“黄埃”句到“魂魄”句为第三大段，写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和他晚年的凄凉生活;从“临邛”句起到篇末为第四大段，写玄宗命方士寻找杨贵妃，表现他们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
夏传才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精粹选读》中册[28]143则提出：长诗是七言歌行体，一百二十句，按其叙述层次分四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不重生男重生女”为第一段，写杨玉环入宫、受宠和杨家满门富贵的情景;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不见玉颜空死处”为第二段，写事变，杨贵妃惨死和唐玄宗的眷恋;从“君臣相顾尽沾衣”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三段，写玄宗返长安后对杨玉环的思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为第四段，写方士招魂见到杨玉环的情景。
饶芃子[29]872与前面略有不同，从其赏析行文中看出，亦将这首诗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始到“惊破霓裳羽衣曲”，并认为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回看血泪相和流”，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第三部分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册[30]144将其分四部分：从“汉皇”句到“不重”句为第一部分;从“骊宫”句到“夜雨”句为第二部分;从“天旋”句到“魂魄”句为第三部分;从“临邛”句到末尾为第四部分。
王镇远等《古诗海》[31]859认为：
此诗写的是唐玄宗和杨妃的爱情悲剧，故以“长恨”为题。诗的前部所述大抵出于真实的历史，后半部分写玄宗遣方士至海外仙山觅得杨妃仙灵的故事则来自民间。……《长恨歌》全诗凡八百四十字，一百二十行，大致可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二十六行，写杨妃娇好美貌及其入宫后倍受宠幸的盛况。第二段十六行，为由盛而衰的转折，写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惊破了玄宗的骊宫春梦，并且导致了杨妃的死亡;第三段三十二行，写杨妃死后玄宗在蜀中及返回长安后对她的思念之忱;第四段四十六行，写玄宗遣方士于海外仙山寻觅到死后成仙的杨妃，由杨妃的赠物寄词描述她对玄宗的思念，并由末句之“此恨绵绵无绝期”归结到题目“长恨”上去。
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指出来分界句：此诗第一段自开头至“汉皇重色思倾国”;自“骊宫高处入青云”至“回看血泪相和流”为第二段;第三段自“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第四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末句。
四、五部分(段)说
苏仲翔选注《元白诗选》[32]158-161将其划分为五个自然段，分别是：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第二部分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不见玉颜空死处”;第三部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第五部分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唐诗选》下册[33]147-149则与苏仲翔《元白诗选》所持观点完全相同，只是段意已被明确标出：
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写杨氏得宠，兄弟姊妹高官厚禄，煊赫一时;第二部分，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不见玉颜空死处”，写安禄山起兵后唐朝君臣逃奔西蜀，杨贵妃被绞死的经过。第三部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玄宗返京后对杨贵妃的思念;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春带雨”，写道士到仙山找到杨贵妃;第五部分，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此恨绵绵无绝期”，记贵妃的话，点明“长恨”。
蒋凡所划分的五部分与前面略有不同，他在《古诗观止》[34]430-435中撰文认为：第一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第二段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夜雨闻铃肠断声”;第三段从“天旋地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第四段“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梨花一枝带春雨”;第五段从“含情凝睇谢君王”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并且对每一段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
余恕诚《唐诗风貌》[35]225在讨论《长恨歌》叙事艺术时，还引用了《唐宋诗醇》的层次划分观点，但却在谈及唐诗的故事情节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只是没有完整地引用全文，要准确地判断出分界句，有的很显然，有的尚有些困难：
《长恨歌》的故事由五个环节组成：结合、惊变、思念、寻觅、致词，一环环连续向前发展，即经常出现出人意外的转折，又环环相扣，完全符合人物性格逻辑，而且每一大环节中又有一些小的曲折波澜(如致词一节先寄旧物，后又提及密誓)。
金性尧先生的《唐诗三百首新注》[36]100只在注释文字中对这首诗层次进行了划分，与前面几种五部分说稍有不同：“汉皇重色思倾国——尽日君王看不足”为第一段，写杨贵妃得宠经过;“渔阳鼙鼓动地来——回看血泪相和流”为第二段，写玄宗等出奔及杨贵妃之死;“黄埃散漫风萧索——东望都门信马归”为第三段，写玄宗入蜀及还京;“归来池苑皆依旧——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四段，写玄宗回宫后苦思杨贵妃;“临邛道士鸿都客——此恨绵绵无绝期”为第五段，写方士会晤杨贵妃的经过。
五、两部分九段说
喻守真注释的《唐诗三百首详析》[37]71是划分《长恨歌》最为详细的一种主张，共分为九段：
本篇可分为九段：“汉皇——颜色”为第一段，是叙贵妃的出身和姿色，暗埋长恨的根。“春寒——生女”为第二段，是贵妃的承恩专宠，已伏长恨的机，并且连带述及后宫亲戚百官的.怀恨。“骊宫——衣曲”为第三段，是叙贵妃的能歌善舞，而以渔阳两句承上起下，为全篇过脉之处。乐极悲来，已见长恨之端。“九重——和流”为第四段，是略述明皇出奔，贵妃的惨死，写长恨之始。“黄埃——马归”为第五段，是叙明皇入蜀的艰苦，和从蜀归长安的情形。随地所遇，无非长恨。“归来——入梦”为第六段，是叙明皇返京以后，触景伤情，日夜怀恨的情形。“临邛——差是”为第七段，自此以下为后半篇，另一格局，这段是叙临邛道士的寻觅太真，层次分明。“金阙——带雨”为第八段，是叙道士寻到太真，从道士眼中描出另一太真来。“含情——绝期”为第九段，是叙太真托道士致意于明皇的许多言语，写得情致缠绵悱恻，言外有无穷隐恨。结末两句，点出题目“长恨”，又有悠然无尽之意。通篇纯系叙事，不着一句议论，而褒贬的意思，自在言外。
不过，我们从前面这些引文中所言“自此以后为下半篇，另一格局，这段是叙临邛道士的寻觅太真”可知，在注者心目中，这首诗是可以划分为前半篇与后半篇，即第一段至第七段为前半篇，第八段至第九段为后半篇。
六、前后有变化的层次划分
徐中玉先生的观点是有所变化的，他早期主编的《大学语文》[38]133将《长恨歌》划分为“两部分四段”，如其注释曰：
这篇长诗写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划杨贵妃(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前半篇对玄宗荒淫误国等有所揭露批判，后半篇则以同情态度描写了李、杨关系的悲剧结局。
他所划分的自然段却是四个段落：其层次结构为“汉皇——不重”、“骊宫——不见”、“君臣——魂魄”、“临邛——此恨”。后来所编的《大学语文》[39]134-141却变成了这样的结构层次“汉皇——尽日”、“渔阳——不见”、“君臣——魂魄”、“临邛——此恨”。但是最新编《大学语文》第八版简编本[40]181里却仍然保留前面的第一种结构层次，没有再提两部分之说，文后提示“大致可分四段”：
第一段写李、杨会合经过及李对杨的宠幸;第二段写变乱爆发，贵妃殒命，玄宗伤痛不已;第三段写李重归长安后对杨的无穷思念;第四段写杨对李的忠贞不渝之情。
然而在前面几部《大学语文》问世期间，徐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41]375则与前面有所区分：
《长恨歌》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展现了李、杨悲剧故事的全过程。按其情节进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从开头至“尽日君王看不足”为第一部分，主要叙写杨妃的入宫和李隆基对她的专宠;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二部分，主要写事变的发生，杨妃的惨死，以及李隆基对杨妃的不尽眷恋之情;从“临邛道士鸿都客”以下为第三部分，写方士招魂见到杨妃的情景，最后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两句点名“长恨”题旨。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很难对徐先生的层次划分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同时也说明这首诗的确让人很难划分。
七、未能划分层次结构
从文学史教材来看，除了前面提到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传统的两段论观点外，现在诸多的文学史教材如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谈到了全诗的线索，但并未明确标示出各段落的起始;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仅言“《长恨歌》是很成功的一篇叙事诗”而已，丝毫未及其它方面。
与文学史教材相配合的作品选，则在这一方面做得更为不足。自1963年被列为高校文科教材的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980年与修订时，虽做了一些文字纠错与补充，但仍对作品的层次结构关注得较少，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缺陷。这部教材可以说是全国使用历史较长、范围最广的古代文学作品选本，所以增加所选作品的层次结构分析应该成为下一次修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虽然是20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教材，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但仍然与前者朱先生“作品选”无甚两样，在作品结构分析方面也是避而不谈，这等于说对作品的整体把握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顾学颉、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42]是40多年来最为通行的白居易作品读本，其对各种典故、历史事实的注释极为详尽，然而对《长恨歌》的结构层次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这是极不应该的。
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白居易别集有三种，一是顾学颉校《白居易集》[43]，其主要目的在校勘文字与标点方面，所以只用绍兴本作底本，参校宋明清各本进行校勘和标点，无意关涉《长恨歌》的层次结构。二是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44]其重心笺注和校勘方面，“笺的部分，以人名、地名而论，为主，傍及僻见典故、制度、史实及有关考证，尤着重总结历来之学术研究成果。”(前言)其校勘意在“比勘之下，订正各本鲁鱼亥豕之误者”。虽然后者引用了《唐宋诗醇》四部分学说的内容，但均以忠实原有的底本为主，未在《长恨歌》的层次结构划分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作为笺校性著作如此对其层次结构不置可否，则似有不妥。三是谢思炜所撰《白居易诗集校注》[45]虽然是在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白居易所作的较为全面的一部诗歌注本，但就《长恨歌》的层次划分，没有什么明确的观点。
还有一些探讨或研究《长恨歌》作品的著作，缺乏作品的层次结构划分。如陈寅恪《元白诗笺征稿》花了许多文字对《长恨歌》的一些史实典故进行了考证，是“史诗互证”的典范，然而无论是从他的引诗中还是分析文字中，很难看出其对这首诗层次的划分。又如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46]在分析诗歌中的“联想与比拟”时，全文引用了《长恨歌》，其排列行次没有间隔，无法判断出傅先生所理解的结构层次，王拾遗《白居易》[47]虽然提到并引用了《长恨歌》的部分诗句段落，但没有对其结构进行全面探讨。
篇2：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ji)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篇3：《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
白居易元和元年(806)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为题材创作的《长恨歌》，到已经进入第1200个年头。《长恨歌》以婉丽多情的文本，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甚至可能艺术地揭示了其中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经典之作。不过，由于所取帝王题材波及甚广，内容丰富复杂，因此《长恨歌》的创作刚刚完成，对这部经典长诗的解读、阐释就揭开序幕，分歧巨大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关于《长恨歌》的各种研究既多，述评一类论文亦不少。但已有的述评或限于某一时段，如《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 (《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 、《近二十年〈长恨歌〉主题之争综述》 (《上饶师专学报》第2期) 、《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评》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 ;或以“共时”方式进行分类整理，如《〈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长恨歌〉主题思想述评》 (《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长恨歌》主题研究全面的时间线索及发展轨迹并不清晰。因此，本文拟以时间为“经”，相对集中的时段则以不同类别分述，注重阐述各说在不同时段的演进与变化，力求展示约12来《长恨歌》研究的宏观发展轨迹，并对《长恨歌》主题研究的走向提出一些看法，以有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述论已多，所以对各说的阐述相对从简，而把重点放在“发展”和其他研究没有论及的问题上。
一 公元8至20世纪初:集中于有无规讽史笔、是否“艳体”
据《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从校书郎调(今陕西周至)作县尉，陈鸿与王质夫住在，闲暇时一起游览仙游寺，谈起李、杨故事，互相感叹不已，“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从这段记载来看，《长恨歌》创作刚刚完成，白居易即委托陈鸿作《长恨歌传》。“传”即“传注”，是对《长恨歌》进行阐释。《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这是对《长恨歌》讽谕主题的最早诠释，几乎与《长恨歌》创作“同步”。
陈鸿对《长恨歌》创作目的的阐释是否准确可靠，一开始就有争议。从可获得的史料来看，白居易本人没有明确表示异议。不过，中、晚唐时期不少人似乎并不理会陈鸿的评价。李戡就斥责《长恨歌》为“淫言媟语”，恨“不得用法以治之”。看来当时对《长恨歌》是严肃的讽谕帝王、批判“尤物”还是轻浮的“淫言媟语”颇有争议。宋代对《长恨歌》责难更多，以张戒最为极端，他的《岁寒堂诗话》干脆认为“《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各种责难集中于认为规讽、批评之意全无或极少，而对帝、妃情长的描写又远不够庄重、雅致。
进入明代，对《长恨歌》的积极评价增多。何良俊说:“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推为古今长歌第一。”这里，“推为古今长歌第一”的关键标准是“直陈时事”，可见明代的积极评价主要是否定了唐宋以来的“艳体”之说，肯定《长恨歌》的讽谕意义。清代学者沈德潜在所选《唐诗别裁集》中沿用了明代唐汝询《唐诗解》的评论:“《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这大致反映清代学者的一般看法。乾隆年间御编《唐宋诗醇》评《长恨歌》“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则代表当时官方意见。因此清代基本上稳定了明代以来对《长恨歌》讽谕意义的肯定。这种意见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
二 20世纪50年代前后:集中于讽谕说与爱情说的论争
20世纪代末，俞平伯提出了臆测性很浓的“隐事说”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小说月报》20卷2号，1929年) ，由于大多拘于字句百般搜求、穿凿附会，尽管后来不乏响应者，但仅属于大胆假设或想象而非严肃的学术立说。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再次确认陈鸿受白居易委托创作的《长恨歌传》阐明了《长恨歌》主旨 (《〈长恨歌〉笺证》，《清华学报》14卷1期，1947年) ，并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是“长恨歌及传”的改写或缩写，所以“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之“李夫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264页) 。《李夫人》在白居易诗集中归入讽谕诗，陈寅恪推崇讽谕主题的意思十分清楚。这是现代讽谕说的发端。
50年代至6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左倾思潮影响，关于《长恨歌》的阐释不但以讽谕说为主，而且大多十分尖锐。如白枫认为，《长恨歌》“通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和他们的悲剧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 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反映出唐朝的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已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 (《〈长恨歌〉的思想性》，《光明日报》1955年9月11日) ，由传统讽谕演化为暴露、批判说，直指封建统治者及封建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与讽谕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情说。褚斌杰先生认为，《长恨歌》反映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真挚爱情，“《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皇帝、一个贵妃，但诗人在诗中并不是向他们歌功颂德，或者是把他们当作封建社会神圣的权威来加以粉饰和拥护，而描写的是他们另一方面——即他们爱情的故事。……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古代童话和民间故事不都是用皇帝、国王、公主、王子等等来表现的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光明日报》1955年7月10日) 不过，更多研究者从文学艺术的典型理论出发，认为《长恨歌》歌颂的坚贞、专一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20世纪50年代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二)认为，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的帝王贵妃来写，而是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歌颂了那种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长诗后半部中的明皇和杨妃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坚贞专一的爱情的形象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201页) 。罗方认为李、杨故事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 (《谈“长恨歌”》，《光明日报》1956年5月27日) 。
由于讽谕、爱情两说各有所据，分歧巨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出现了讽谕、爱情兼有的双重主题说。一般认为王运熙首先提出了双重说:“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复旦》1959年第7期) 王士菁也认为《长恨歌》具有同情和批判两个方面，但却是分别针对杨贵妃、唐玄宗的，对杨贵妃是同情，对唐玄宗则是批判 (《唐代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页) 。
三 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多向延伸，新论叠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恨歌》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首先，爱情说与讽谕说的争论继续延伸并进一步深化。不过，与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讽谕说略占上风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几乎是爱情说的一统天下，目前高校的中国文学史或有关《长恨歌》的选注本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采用双重说，所谓双重说其实往往偏于爱情说，单纯的讽谕说已逐渐退出高校教材和各种唐代诗歌的选注本。
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认为，《长恨歌》通过“净化”等艺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特殊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 (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348—350页) ，对典型爱情说作了精微的发挥，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爱情说的代表性阐释。此外，在“帝王爱情说”、“典型爱情说”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寄托说”及“爱情品格说”。“作者寄托说”认为白居易借帝王之事，写一己之情。王拾遗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年在徐州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感情深厚，为礼教所限忍痛分别，因此《长恨歌》中也寄托着自己的“长恨”( 《“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主题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丁毅、文超作了进一步发挥 (《〈长恨歌〉评价之管窥》，《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极端的作者寄托说进一步向“湘灵”倾斜，全面淡化李、杨关系，代之以白居易与湘灵的恋爱经历，“《长恨歌》哭为湘灵” (张军《长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 ，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长恨歌》似乎可称《湘灵歌》了。不过，尽管存在偏颇，寄托说从作者心理内部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探索文艺创作的规律。“爱情品格说”则认为诗人批评唐玄宗宠妃行乐而误朝，目的是为了说明唐玄宗爱情的社会品格不高(曹保合《〈长恨歌〉主题辨析》，《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必须把爱情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摆在适当的位置上 (萧瑞峰、彭万隆《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版，第110—111页) ，与以前爱情说有所不同。
在爱情说几乎一统天下的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采“批判”说，但持论已较50、60年代温和，显示这一时期讽谕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关于唐玄宗的悼念、方士觅魂，即一般所指的后半部分，认为突出了“无比的痛苦，意义很为深刻”，“是更为深入一层地鞭挞这个悲剧角色的灵魂”，最后“写出唐玄宗永远也饮不尽他自己所斟下的苦酒，批判唐玄宗的主题从而也就得以彻底完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1页) 。与这一时期大多数研究多少有些重情轻理相比较，《唐代文学史》(下)的相关论述沉稳而多理性分析。此外，在传统惩戒说及50年代的暴露、批判说基础上，提出了“揭露阴谋说”、“解剖制度说”。“揭露阴谋说”认为，《长恨歌》以国史实录和未入史的史料为素材，写宠爱、赐死、唐玄宗自杀三部曲，采用的方法与“隐事说”近似，也是搜求《长恨歌》背后的隐秘“事件” (贾恩洪《〈长恨歌〉主题的商榷》，《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解剖制度说”认为，《长恨歌》把探寻的触角伸到封建君主制无法克服的矛盾内部，揭示了封建社会存在的弊端，“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 (周相录《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带有新的极端化倾向。
80年代还提出了感伤主题。陈允吉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群众忆念“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成梦，这是一件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但又无可挽回的恨事。白居易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他过人的敏感，很及时地发现了它的深邃意义。“《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以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事变迁的感伤情绪” (《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
在爱情、讽谕、感伤主题的基础上，90年代提出了三重主题说，认为“一篇作品一个主题”的艺术教条长期禁锢着我们的头脑，应摈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式，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蹇长春《〈长恨歌〉主题平议——兼及〈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 。金学智先生认为，《长恨歌》以“情”为线索，串起了追怆感伤的正主题和追念盛世、讽谕规正的副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多重奏——兼论诗人的创作心理与诗中的性格悲剧》，《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也包含多重主题。
50年代提出的双重主题说也有新的进展，在“兼有说”的基础上，80年代相继提出了“形象大于思想说” (雨辰《形象大于思想的适例——也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与“矛盾主题说” (郭象《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矛盾的杰作》，《邢台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前者认为《长恨歌》创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溢出了作者主观设定的讽谕主题，后者认为主、客观矛盾是导致双重说的成因，在解释双重说的形成方面有新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无主题(思想)说与“泛主题”说。黄永年先生以大量篇幅考证《长恨歌》描写的真实性问题，判断有违史实甚多，但并不深究白居易进行创造(有意识的艺术虚构)的目的，认为“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思想则说不上什么” (《〈长恨歌〉新解》，《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 刘维治先生强调接受者的主观作用，认为各种理解都有合理性，而且时代不同，对《长恨歌》的理解不同，《长恨歌》的主题也可以发生变化，基本上不承认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主题或主要思想倾向 (《关于〈长恨歌〉讨论之我 见》，《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
80年代前后至今的多向延伸把《长恨歌》研究推向深入，也使《长恨歌》主题的争论更加纷繁歧异，迷雾重重。
四 白居易对《长恨歌》主旨的自述及归类研究
元和十年(815)，即《长很歌》创作近十年后，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持爱情说者一般认为:“作者自述主旨(指爱情主题)如此，当不容置疑。” (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持讽谕说者则认为“长恨”与“秦吟”并举，属于互文，恰恰表明《长恨歌》与“秦吟”等讽谕诗一样表达讽谕主题 (周明《释“一篇长恨有风情”》，《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基本上各执一端。
要破解白居易自述的真实内涵，只有详考“风情”在汉唐时代的涵义。从白居易“风情”、“正声”对应的表述来看，“风情”指《诗经》“风诗之情”没有问题。现在认为，所谓风诗其实只是当时各地的民歌，除了极少数诗篇可能具有倾向性外，大部分是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但经秦火之后，“诗三百”在汉代始立为经，汉儒开始不遗余力搜求所谓“微言大义”，大加发挥阐扬，不惜穿凿比附，使风诗罩上了几乎首首都有“寄托”的神秘面纱，风诗的政治作用被明显夸大，“风”也逐渐被赋予婉转以“讽(谏劝)”的含义。从孔颖达的疏证来看，唐代不但接受，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汉儒的观点，以为风诗乃是婉转以“讽”、有种种寄寓的政治诗的经典。
汉唐学者这种无限夸大政治意义的对风诗的“扭曲”的看法，和我们今天还风诗本来面目之后对风诗的理解很不相同。需要注意，在当时氛围下，是没有人随便认为风诗仅仅是民歌或情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诗三百”作为经典就不免有失妥当)，强调诗歌政治作用的白居易尤其如此。因此，理解白居易的自述，就只能放在“扭曲”的环境氛围中去解读，而不能以今天“还原”了的风诗的意义去理解。这样来看，白居易称“一篇长恨有风情”，其实是说《长恨歌》是风诗那样婉转的政治诗，而非单纯的爱情诗 (参阅拙作《“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兼及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北京大学学报》年第2期) 。
白居易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这也成为讨论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分类标准。学术界一般认为使用了两个标准，是两次分类的结果 (杨民苏《论白居易的自分诗类》，《昆明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即第一次以古体(包括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近体格律诗)的形式标准分类，第二次以内容不同再分为讽谕、感伤、闲适。但是，讽谕、闲适是根据“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划分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 (《与元九书》) 。儒家处世立身思想只有两个方面，并没有为感伤诗留下位置。因此，所谓“两个标准”、“两次分类”未必确切。
其次，《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是否可以表达政治主题。持爱情说者一般都认为这证明《长恨歌》不可能表达政治主题，持讽谕说者不少则认为白居易归类有误，《长恨歌》应归入讽谕诗。其实，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论述来看，讽谕与闲适才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讽谕诗是表达“兼善之志”的政治诗，闲适诗则是“非政治诗”。因而，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没有归入“非政治”的闲适诗，实际上并没有排除《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可能性 (参阅拙作《白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第4期) 。
篇4：《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
《长恨歌》主题研究涉及的因素很多，这里仅就两个主要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对《长恨歌》研 究影响较大
我们从大致划分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长恨歌》主题研究明显呈现不同特征。从806年到20世纪初期约1100年间一直延续的“女祸”观点，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印记，显然偏离了《长恨歌》文本与白居易比较进步的妇女思想。从文本来看，只有唐玄宗是自始至终从未“离场”的中心人物，主题所指也必然在唐玄宗而非杨贵妃。关于“淫言媟语”的指责，显然也和封建社会对人性、人情的漠视有关。
20世纪50年代则明显受政治环境尤其是左倾思潮影响，这从讽谕说的极端化倾向就可以看出。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的《长恨歌》研究由于对此前一段时期文学过分政治化或作为政治工具的反感以及反拨，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某种“厌倦”政治的倾向，在进行接受研究的时候有意“去政治化”——故意忽略、淡化政治因素而强化其中的非政治内容，似乎越远离政治越正确，与20世纪50年代前后越政治化越正确一样，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导致对文本的误读。
因此，学术研究如何立足于作品本身，尽量避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非科学性影响，尤其是把《长恨歌》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文本而不是泛文化文本进行分析，是《长恨歌》主题研究需要审慎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关于“爱情”、“讽谕”术语选择的偏误与策略
“爱情”、“讽谕”是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两个术语。《长恨歌》研究之所以分歧极大，可能部分与术语的选择有关。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爱情具有庄重、神圣等品质，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十分复杂，如杨玉环先作寿王妃、李杨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等，因此只要使用“爱情”这个术语，学术界就很难统一起来。“情爱”作为现代汉语辞典里的常用语词，具有热烈、浪漫等涵义而不具“爱情”的庄重、神圣，尤其是一个不带强烈褒义色彩的中性词，或许使用“情爱”表述李、杨关系更为准确。
“讽谕”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出自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及《与元九书》的相关阐述。白居易170余首讽谕诗，尤其是其中《新乐府》、《秦中吟》等诗篇尖锐直露、近于杂文“匕首投枪”式的风格，赋予了“讽谕”明确无误、不能随意更改的涵义。“讽谕”之说显然无视《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与讽谕诗尖锐、直露等风格的重大差异。或许采用“婉讽”或“劝讽”概念，不但避免把白居易自己归入感伤诗的《长恨歌》与讽谕诗混淆，亦可更准确地揭示《长恨歌》以帝王切身之痛，动之以情、婉转以劝的基本特征 (参阅拙作《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文学评论》年第4期) 。概而言之，采用“情爱”、“婉(劝)讽”分别代替“爱情”、“讽谕”，可能有助于弥合学术界在李、杨关系定性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及《长恨歌》主题研究逐步形成共识。
一部约1200年前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和出现相当巨大的分歧，是异乎寻常的，表明《长恨歌》文本可能处于某种“临界”状态，具有可从不同方向进行解说的性质。这意味着，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不仅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而且很可能提供了进行文学鉴赏和研究的相当重要的典型样本。1200年后重温对《长恨歌》的阐释和研究，或许能激活更多的思考，进一步揭开其中的迷雾，找到更加合理的科学结论。
篇5：土体结构系统层次划分及其意义
土体结构系统层次划分及其意义
土体结构系统研究是一项综合性、跨学科、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它在尺度上涵盖了从宏观土区到微观粒子的整个土体系统.本文依据土体性质随尺度变化的'原则,将土体结构系统从宏观到微观划分为7个层次,对每个层次的含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作了阐述.在分析了土体结构系统层次划分的意义后,进一步介绍了土体结构系统研究中面临的几个重要课题.土体结构系统的层次划分厘清了土体工程性质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使土力学和工程地质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土体结构系统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 者：施斌 刘志彬 姜洪涛 SHI Bin LIU Zhibin JIANG Hongtao 作者单位：施斌,刘志彬,SHI Bin,LIU Zhibin(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地球环境计算工程研究所,南京,210093)姜洪涛,JIANG Hongtao(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210093)
刊 名：工程地质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年，卷(期)： 15(2) 分类号：P642.11 关键词：土体 结构系统 层次划分 含义 研究课题篇6：论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
论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自问世以来，广为流传，为人所喜欢，且被誉“千古绝作”。讲述的是历史上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的故事,熔入了诗人丰富的想象，用精湛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写成。这样一篇佳作，但其主题思想历来一直备受争议。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所谓的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我从原文出发，结合自己的感受，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历史背景、作者的写作角度等方面进一步分析诗人创作《长恨歌》的真实意图。
一、引言
《长恨歌》是白居易创作的优秀的叙事詩之一，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我们在读的时候，无不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惨结局而感到同情，同时也回想起白居易一生的经历，意图找出之前是否有任何联系。探讨此诗的主题思想，能够让我们以更充沛的感情去投入诗中的意境，更能了解诗人的写作背景，能从中可能会发现许多诗人的意图和感想。
然而自《长恨歌》创作以来，对其主要的主题分析的见解议论不停，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综合来看大致有三种说法：政治说(揭露统治者荒淫无道，最终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爱情说(赞扬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双重主题(唐玄宗与杨玉环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我个人比较赞同爱情说，我将从以下几方面来具体说明。
二、《长恨歌》写作的社会背景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代，民间喜于谈论玄宗与贵妃的故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元稹《灯影》)不仅如此，据说，平定叛乱后，当唐明皇避暑回来的时候，百姓都是哭着欢迎他回来的，由此可见当时的百姓对于李杨的爱情悲剧是同情的，宽容的。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地点在周至，而马嵬就在附近，当地肯定流传着有关李杨的爱情传说，那么，白居易也一定受到了民间传说的影响。
而且，当时的唐朝经济有所发展，市民阶层兴起，这一新兴的力量，追求感官的享受，张扬个性价值，显示其个性意识，与封建文人放荡不羁的浪漫天性有某种程度的吻合，对于胸怀远志而官职卑微的白居易来讲，这无疑是一种影响其创作的推动力。《长恨歌》蕴含了人们对理想爱情和美好愿望的追求，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平反后，割据，藩镇势力勃兴，战乱不已，人们生活极度痛苦，而越是处于痛苦之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尤其是对幸福安逸的爱情生活的追求也就越强烈。
百年以后，唐末战乱，唐僖宗又像玄宗一样带领皇室入蜀避难，途径马嵬坡时有感而赋诗云：“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唐僖宗已代杨妃说了冤魂的不平之恨了。
由此可知，这肯定是一首同情李杨情感悲剧的爱情感伤诗。
三、白居易的写作角度
《长恨歌》之所以流传至今自然是因为它是一首好诗，而一首好诗自然是融入了作者的感情的。白居易怎么能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写得如此传神呢?让人回想起他与青梅竹马湘灵的感情故事了。
“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 《邻女》;“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 《寄湘灵》;“夜半衾裯冷，孤眠懒未能。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 《寒闺夜》这些，都是白居易描写他的初恋情人的诗句。
人生最痛苦之别莫过于生离别。若是死离别，时间还可以逐步把痛苦减轻，然而生离别会让人一辈子挂念和痛苦。白居易少年时和东邻之女湘灵姑娘长期相爱，感情非常深厚。由于封建礼教森严，双方皆不敢将关系公开，只有暗暗地往来，以至于双方的父母都不知道。后来白居易因生计所迫离开符离时，双方都发誓永远相爱，不负少年之约。只是，最后碍于封建礼仪，两人最终没有在一起，只能做一对相爱却不能相依的无花果。
不难发觉，白居易的故事与李杨的故事是何其的相似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长恨歌》感伤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殇，同时也是白居易在缅怀自己未遂的爱情啊!
都是爱过的人哪，怎会不能体会爱一个人却无法相伴终老这萦回不休的惆怅之情呢?所以，白居易他懂得唐玄宗，也同情唐玄宗，在唐玄宗与杨玉环身上，他找到自己与湘灵的影子，所以，他借题发泄对自己爱情的悲哀与感伤，对唐玄宗，白居易只有深深的同情，对爱人离去的深深感伤。即使唐玄宗有错，不该为美人而荒废朝政，可是他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没错啊。从这一方面想，也足以证明这是一首爱情感伤诗。
四、《长恨歌》的整体结构
《长恨歌》以“情”为中心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围绕“情”这个中心，诗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杨贵妃相爱到恋情进一步发展的描写，后半部极力表现杨氏死后李对爱情的坚贞执着。诗篇1/3叙述了历史，而白居易用剩余2/3的篇幅，最多的笔墨，最深的情感来表现他们的爱情。“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生。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形象的描述了他们爱情缠绵的情形，当杨玉环归阴后，李隆基面对旧景感慨万千，不由自主，睹物思人，一切如故，却已物是人非。“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非常形象的把李隆基对杨玉环的那种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如此，接下来，白居易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使李隆基于飘渺的仙境中寻找杨氏的踪影，又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做“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主题，结尾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
如果说，杨氏生前，他们的爱情带有物质享受的成分，那么，杨氏死后，执着的思念，是一种完全丢弃物质的精神活动，这种感情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每次读完《长恨歌》我们都能感受到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是多么凄美，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诗人白居易对这悲惨结局的感伤，所以这明显是一首感伤有情人终不能眷属的和赞扬真挚爱情的诗篇。
五、《长恨歌》的层次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 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欺凌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六、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白居易写《长恨歌》，是赞美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对无法天长地久的感伤，是对唐玄宗要美色而不要国家的痛心，而也是对自己的爱情的缅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境。”诗的最后这一句话更是明显的点名宗旨。所以，人们说它是一首讽刺诗，讽刺唐玄宗荒淫无道，最终导致国家动荡不安这样的主题不能成立，那是后人附加在白居易身上的。我们在欣赏诗词时，不应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强加在诗人身上，必须得根据史实，凡是都讲依据，这样才能把诗词最真实的一面分析透彻。
篇7：如何划分语文段落层次 教师随笔(人教版综和)
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看书报的能力和认真阅读的习惯”。
看书报能力是指能够掌握学过的常用词汇；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比较熟练地默读课文，能背诵或复述指定的课文；能够给课文分段和层次，概括段落大意和文章的中心；能读懂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书报，理解主要内容，有初步的分析能力。
认真阅读的习惯主要是指边读边想的习惯。查字典和运用其它工具书的习惯以及质疑问难的习惯等。
一、划分段落层次
段有自然段和意义段。自然段也叫小段或小节。它是作者在表达内容时，围绕一个意思说一句话或几句连贯的话，是构成篇章的最小单位。意义段又叫逻辑段，它可以由一个自然段组成，也可以由几个相关的自然段合并而成。自然段着重文字表达的需要，意义段着眼思想内容的划分。
我们学习段，一是弄懂怎样把话一句一句地连起来，表示一个主要意思；二是进行思维训练，培养概括能力。
自然段如何分层和概括段意呢？
自然段划分层次，就是通过对一段话的分析，看出这段在有个意思，这几个意思又是怎样一层一层有顺序地写下来的。
自然段常见的组合方式有：
1、顺承式。
即按事情或动作的先后顺序表达。
例如：7月27日凌晨两点，九江赛城湖的大堤塌陷了。//400多名官兵闻讯赶到。支队长一声令下：“上！”顿时，一条长龙在崩塌的堤坝下出现了。官兵们肩扛沉重的沙包，在泥水中来回穿梭。有的为了行走快捷，索性赤脚奔跑起来。嶙峋的片儿石割破了脚趾，他们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大堤，保住大堤！”//狂风卷着巨浪，猛烈地撕扯着堤岸。战士们高声喊道：“狂风为我们呐喊！暴雨为我们助威！巨浪为我们加油！”一个个奋勇跳入水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人墙。//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大堤保住了，官兵们浑身上下却是伤痕累累。“风声雨声涛声，声声震耳；雨水汗水血水，水水相融。”这是人民子弟兵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中的真实写照。
这一自然段共有四层意思，把四层意思归纳起来概括段意：
当九江赛城湖大堤塌陷时，官兵们闻讯赶到，扛沙包，筑人墙，终于保住了大堤。
2、并列式。
在一段话中，分别写几种事物的几个方面，它们层与层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存在的。
例如《精读与泛读》第五自然段：如果面对一大堆读物，我们可以将每本书的内容提要、前言、章节目录等很快地从头到尾看一遍，这样就能大致了解每本书的梗概、特点及应用范围等。//对一本读物来说，可以几段几段地粗读，也可以几页几页地翻阅，而不必逐一探究某个字、词或句子的意思。俗话说的“一目十行”，就是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快速阅读方法。
这一段前后两部分分别介绍了面对许多读物和一本读物时不同的读书方法。前后显然是并列并系的。
3、总分式。
先总述后分述或先概括叙述后具体叙述，也包括先总述再分述最后总结以及先分述再总结。
如《爷爷的芦笛》第1自然段。在强强的相象里，爷爷的小闸屋是个好玩的地方：碧蓝碧蓝的海水就踩在脚下。白天，成群的海鸟在窗外翱翔；夜晚，天上的星星映在海水中，如千万点萤火闪闪烁烁。更有趣的是，海水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芦苇。一张普普通通的苇叶，经爷爷三折两卷，就成了一支芦笛。吹奏起来，曲调是那样婉转悠扬，还带着一股浓浓的海水味……。这一段先总述爷爷的小闸屋是个好玩的地方，再具体描绘周围景色之美、芦笛曲调动听。
再如《夹竹桃》第三个自然段。先总述我们家常见的花应有尽有，再分述春、夏、秋三季花儿依次开放的景象，最后总结园子里一年三季，花开花落，万紫千红的盛景。
4、转折式。
全段分两部分，前后两部分意思转折，常用“但是、可是、而”等转折词分开。
例如《灰椋鸟》第一自然段。“早就听说林场的灰椋鸟多。我想，灰椋鸟尖尖的嘴，灰灰的背，远远望去黑乎乎的，有什么好看的呢？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了关于灰椋鸟的电视录像，就再也忍不住了，决定亲自去看一看。”
这一段可概括为：原以为灰椋鸟没什么好看的，可是自从看了关于灰椋鸟的电视录像，我决定去看看。有时，前后两部分内容间没有转折词，但其中的转折关系仍显而易见。
如《烟台的海》第一个自然段：中国的沿海城市，东面或南面临海的居多，北面临海的却很少。烟台恰是北面临海。所以便有了一份独特的海上景观。
这一段前后两句问虽无转折词，然转折关系一读便知。
转折式自然段，一般抓转折后的内容概括段意。上面这段可概括为由于烟台是我国少数北面临海的城市之一，所以便有了一份独特的海上景观。
5、因果式。
按照事物的原因、结果的关系表达意思的自然段，叫因果式小段。包括先因后果和先果后因两种情况。
例如《莫泊桑拜师》第一个自然段：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他从小酷爱写作，孜孜不倦地写下了许多作品，但这些作品都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色。//莫泊桑焦急万分，于是……
[如何划分语文段落层次 教师随笔(人教版综和专题)]
篇8：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却令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主题思想方面，曾引发过较大规模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其要者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近年来，张中宇先生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等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及《长恨歌》的主题，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华书局2005年)，进一步提出了“婉讽主题说”。本文试图在进一步解读与考证《长恨歌》的基础上，对各家观点进行扼要的检讨，并重点针对张中宇先生的“婉讽说”进行商榷，然后对“爱情主题说”提供一些新的证据与看法，希望有助于促进《长恨歌》主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3]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祸乱的“尤物”，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应该说这是讽喻说的最早源头，也成为当代学者“讽喻主题说”的一大论据之一。晚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七云：
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
可见在晚唐时期像李戡那样斥责白诗为“淫言媟语”遗憾“不得用法以治之”的人还不少，黄滔为白居易翻案，则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伦理的态度来批评《长恨歌》，总是以刺时规讽来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这方面比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连昌宫词》云：
《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虽然认为其缺乏“监戒规讽”的社会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诗歌的艺术性。而车若水《脚气集》则云：
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调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亦云：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
三人皆以《长恨歌》与《连昌宫词》相互比较，认为白诗全无讽喻，甚至“止于荒淫”，真是横加指责了。至于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直斥为“无礼于其君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更是从内容到艺术加以彻底的否定。虽有田锡在《咸平集》卷二《贻陈季和书中鸣其不平：“乐天有《长恨歌》《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10]1085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明人对《长恨歌》的评价不再像宋人那么严厉。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云：
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五《读白乐天〈长恨歌〉》亦云：“乐天《长恨歌》妙极才人之致，格少下耳。”二人皆极力称许《长恨歌》的艺术魅力，但胡应麟仍然不忘批评其诗格调低下。只有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指出：“《长恨歌》，此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与陈鸿之说相似，且更加直接明确了讽谕主题所指。
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诗集》卷十二中，为白居易辩护，重申了陈鸿的观点：
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四《白乐天〈长恨歌〉论》则持相反态度，指责了白诗的“欲讽反颂”艺术效果：
乐天又著为歌词，以艳其事，恐后之人君陷溺于中，甘心尤物而煽处者，且妄觊于死后之余荣也，则所云窒乱阶者，恐反为乱阶矣。
实际上还是批评其作为艳体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醇》卷二二的观点：
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
既肯定了作品情文相生的哀艳情感，又认为哀艳之中包含讽刺，可以说是后世双重主题说的源头。
由此看来，历代对长恨歌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从儒家诗教观的角度解读作品的基础上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明确提出讽喻主题者，也有持双重主题者，而爱情主题说除白居易本人自道以外不再有人明确提出，最多只能是从“荒淫之语”、“调笑君父”的斥责声中略窥一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目中，君主是用来仰望的，爱情是不屑于出口的，哪能让爱情两个字发生在至尊身上，所以即使意识到李杨之间的爱情，也只是批评唐玄宗的“溺于情”，从而斥责白居易的“无礼”。其实他们批评得越严厉，就越能证实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
当今学术界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的观点层出不穷。目前已有学者对《长恨歌》的主题进行综述，如张中宇《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二者较为详细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读者可以参阅。周相录专著《〈长恨歌〉研究》的第一章《〈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回顾》则将《长恨歌》主题概括为“隐事主题说”、“讽隐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他”五种。张中宇的总结最为全面，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六种，并在其专著《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讽主题”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二、“风情”考辨
实际上，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也属于讽谕说，而且其主要论据之一是认为“一篇长恨有风情”是指“《长恨歌》具有《诗经》‘风诗之性情’”，“风情”一词即指“风诗之情”，它与“十首秦吟近正声”的“正声”分别继承了《诗经》风、雅传统。张先生曾撰写专文《“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后又在《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专列有“风情考略”一节，对自汉以来的“风诗之情”进行了考辨。但遗憾的是，作者考辨了“风”、“风诗”、“风人之诗”、“风诗之情”甚至“风骨”，而“风情”一词在其所引材料中竟然未出现一次。这样考辨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会让人生疑。那么白居易诗中“风情”一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涵义呢?下面我们来考查一下。
古代的“风”有多种意思，诚然有“教化”、“风俗”的释义，但亦有其他含义，如《孟子·万章下》：“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魏书·杜铨传》亦云：“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云、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此处“风”皆为“风度”、“作风”之义。又《尚书·费誓》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孔颖达疏曰：“僖四年《左传》云：‘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贾逵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其后还可引申为“走逸”、“放荡”。“情”字则多指“情感”、“情绪”、“爱情”、“情致”、“情趣”等等。而“风情”一词是“风”与“情”的简单相加，还是另有涵义?对历代典籍中出现的“风情”一词进行仔细的梳理后就能知道答案。
最早提及“风情”一词的是徐广《晋纪》：“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风情率悟，以文谈致称于时。”此“风情”应该与教化无关，而偏重于对人的性格才情的理解，略与“风度”相近。至南北朝时，“风情”已成为品评人物的常用之词，通常指人物的“风度才情”。如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遗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江淹《江文通集汇注》卷八《王仆射为左仆射诏》：
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南昌县开国公俭，器怀明亮，风情峻远。业积珪璋，才兼经纬。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
邢子才，为寺碑文。子才，河间人也。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
“风情”皆指“风度才情”。又鲍照《鲍参军集》卷五《送从弟道秀别》诗：
岁时多阻折，光景乏安怡。以此苦风情，日夜惊悬旗。登山临朝日，扬袂别所思。
檀道鸾《续晋阳秋》：
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
则偏重指“情感”、“心情”。而庾信《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云：“公志气纵横，风情倜傥。”[26]970此“风情”已逐渐接近“风流”之义。
入唐后，“风情”一词涵义又进一步拓展。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三类：一为继承南北朝时品评人物之义，指“风度”“才情”。如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传》：
惟周风情闲澹，识悟淹远，容止可观，进退可度，量包山海，调逸烟霞，得丧一心，慈恻万类。
骆宾王《骆临海集》卷七《上齐州张司马启》：
风情疏朗，霜明月湛之姿;气骨端严，雪白水清之槩。
《全唐诗》卷三八九卢仝《寄含曦上人》诗：
貌古饶风情，清论兴亹亹。访余十数度，相去三五里。见时心亦喜，不见心亦喜。
二指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或女子的风流多情。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云：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尙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
孙棨《北里志·俞洛真》条：
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
赵元一《奉天录》卷一：
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
三常与少年合用，指少年的狂放风流生活。如《全唐诗》卷五一○张祜《赠淮南将》诗云：
年少好风情，垂鞭眦睚行。带金狮子小，裘锦麒麟狞。拣匠装银镫，堆钱买钿筝。李陵虽效死，时论亦轻生。
由上可知，唐人诗文当中，“风情”一词逐渐偏重“情”，指少年狂放风流之情或男女之情，与“风人之情”及婉讽之义无关。
除了唐人有多处使用“风情”一词以外，我们再看看白居易诗文中是否也有其他提及“风情”之处。据笔者统计，白集中另用“风情”达14处之多，可以说是唐代作家中使用“风情”最频繁的人。如果不考查其他“风情”使用之处的涵义，而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具有婉讽的意义是有失偏颇的。白居易诗中“风情”多与“年长”或“壮岁”联系在一起，如《白居易集》卷十七《题峡中石上》诗：
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又《白居易集》卷二六《忆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诗：
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
又《白居易集》卷十七《三月三日怀微之》诗：
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
又《白居易集》卷二四《题笼鹤》诗：
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虎丘惭客问，娃馆妒人过。莫笑笼中鹤，相看去几何?[3]1626
由此可知，这种风流狂放的生活内容是“花”、“酒”、“诗”、“歌”，自然也免不了会有乐妓的参与。如《白居易集》卷二十《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中云：
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甁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敎成。[时崔湖州寄新箬下酒来，乐妓按霓裳羽衣曲初毕。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
可见，白居易笔下的“风情”一词应指文人诗酒妓乐的风流生活，他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自得，常在诗中反复表现出对年长而风情少的慨叹和遗憾。
由此可见，“风情”应指风流生活或男女之情，则“一篇《长恨》有风情”中的“风情”一词，指男女之情更接近作者原意，而决不会是继承《诗经》中的“风人之情”，也决不会具有婉讽的意味。
三、《长恨歌》的主题
从目前对《长恨歌》研究的进程来看，有逐渐复杂化的趋势，研究者大多根据《长恨歌》本身内容的某一方面，进行延伸发挥，故而诸种说法均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哪一种说法最符合白居易的原意，还要从白居易自己的说法与时人的看法进行参照解说。笔者以为，《长恨歌》的主题以“爱情说”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其一，根据上述“风情”的考辨，白居易所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应是认为《长恨歌》为表现风情之作，且将之与《秦中吟》对举，《秦中吟》属于讽谕诗，则《长恨歌》之主题非“讽谕说”亦甚明。那么风情之作与“爱情说”是最吻合的。
其二，从白居易自己给诗歌分类来看，也不应是讽谕诗。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其一为讽谕诗，其二为感伤诗，其三为闲适诗，其四为杂律诗。《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一类，则明显是对于李杨爱情悲剧表示同情，进而颇为感伤。白居易《与元九书》曾定义感伤诗为“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而《长恨歌》的内容正与此合。但《长恨歌》吟咏爱情，并同情李杨的悲剧，故大类应为感伤，而实际主题则是“爱情说”。前人的“感伤说”与“爱情说”并不矛盾，只是表现范围的不同而已。毕竟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只有“感伤”类，而没有“爱情”类。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而其重视的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加有所变化。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他认为自己的诗作，讽谕、闲适两类最重要，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原则。……至于感伤诗中名篇《长恨歌》、《琵琶行》，他更是屡屡流露出自我赞许的态度。我们须知，白居易作为一个诗人，他既关心国事民生并具有兼济天下的志愿，因而在理论上大力提倡讽谕诗;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丰富真挚的感情，热爱各种自然美和艺术美，因而从内心深处喜爱长于抒情、文词美丽、声律和谐的律诗。……他的古体诗大概只有《长恨歌》、《琵琶行》两篇风行，其他则否。”
其三，《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从流传的角度看，将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归入讽谕说，也是不恰当的。
其四，《全唐诗》卷四唐宣宗有《吊白居易》一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29]49这里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说明他的《长恨歌》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自述相合。而《长恨歌》与《琵琶行》都是属于感伤诗一类的。故而从以上几个方面参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基调是感伤的，而主题应该是爱情说。
四、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考察
根据唐宋时期的文献，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也有助于对《长恨歌》“爱情主题说”的认识。我们认为，从主观上说，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是真挚的，又是感人的，而客观上造成与安史之乱有关，这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过程是基于共同的性格与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爱情是真挚感人的，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值得同情的，故白居易写作了这首《长恨歌》，并置于感伤诗一类中。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与其说是见到杨贵妃倾国倾城之色，毋宁说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艺有共同之处。他们本身具有真挚的爱情，民间传说再对这一爱情加以美化，这才是《长恨歌》取材的基础。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唐玄宗好音乐，在即位之前就是如此。《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云：
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
唐玄宗的这些爱好，曾受到大臣们的劝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云：
上精晓音律，……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欲开言路，咸嘉赏之。
不仅如此，玄宗还擅长于制曲，《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乐府杂录》云：
又曰《得宝子》者，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甚，谓诸嫔御云：“朕得杨氏，如获至宝也。”因撰此曲。
又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云：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38]43
此类事例甚多，据《碧鸡漫志》所载，玄宗所作以及玄宗时制作乐调就有《霓裳羽衣曲》、《凉州曲》、《胡渭州》、《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雨淋铃》、《清平乐》、《春光好》。即使是杨贵妃死后，唐玄宗从西川归来，思念杨贵妃时，还在制作乐曲。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云：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焉。
杨贵妃同样爱好音乐，擅长歌舞。据《旧唐书》卷二一《玄宗杨贵妃传》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宋乐史《杨太真外传》曾记载：
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
这种帝妃臣子共同奏乐的盛大场面在历史上应不多见。他们的共同兴趣爱好集中体现在对《霓裳羽衣曲》的喜爱之上。《杨太真外传》卷上云：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从杨贵妃入进见玄宗之始，就与《霓裳羽衣曲》产生密切的关系。同书卷上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可见玄宗对于《霓裳羽衣曲》的痴迷程度。白居易也是深爱此曲，除《长恨歌》外，他还作了《霓裳羽衣歌》：“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3]1410则其对于霓裳羽衣曲，多是以赞美的口吻表现的。歌舞本身是美好的，但过于沉溺则会懈怠朝政，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故而白居易为了将这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尽量缓一些，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尽管暗示了安史之乱，但字面本身还是“鼙鼓”，限于音乐的层面，这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朝时事深刻揭露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以及《长恨歌》的爱情主题的。由此可见，精晓音律是唐玄宗的爱好，而杨贵妃是最能满足其爱好的一位女性。这实际上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
从上面看，唐玄宗与杨贵妃是有较为深厚的爱情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顾一切地将本来是寿王妃的杨玉环度为道士，然后再册为自己的贵妃。而杨贵妃为女道士的过程，实际上与唐玄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据卞孝萱《唐玄宗杨贵妃五题》[40]11-17考证，实际上他们这一段时间，保持了六年零两个月的情人关系。
综上所述，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歌颂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对他们那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而被迫生死离别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伤感。而后人的其他主题说则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长恨歌》的解读。因为李杨爱情的特殊性，又与安史之乱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容易作出多元化的解说。但我们认为，只有“爱情主题说”才应该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也是与《长恨歌》的内容最切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