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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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把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时间定得太迟，甚至认为“真正的”中国国家的产生要到西周乃至春秋以后；而另外一些学者为了“证明”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地域组织，又不惜对文献资料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路径

同中国古代国家形式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相联系，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路径也与古希腊罗马有所不同。对于这种形式的国家的产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虽未提及，但在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反杜林论》中却有很好的论述。他是从古代共同体中统治与奴役关系发生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的。他首先提到，在许多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公社不得不设立各种职位并赋予承担这些职位的个别人员以某种全权，“这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他又说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及人口密度增大等原因，使各个公社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利益格局，这导致各个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并建立新的机构去保护整体的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些作为公社集合体的代表们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行使更为集中的权力，由此发生了对于公社集合体的“独立化”倾向，到后来，社会职位的世袭制也出现了，终于促使他们由起先的“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并最终集结成一个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页）。在恩格斯后来所写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说到，由于这种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恩格斯指出，上述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发生，是并行不悖的“两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页）。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国家产生的道路同我国古代，尤其是我国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夏代国家的产生，是十分相似的。按照这条道路产生的国家，很自然地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公社”即氏族组织内部的结构，这也与我国三代国家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性质相吻合。

有意思的是，同样也是国际学术界一些谈论早期国家的学者表示赞同恩格斯的上述说法，并对之有所发展。除哈赞罗夫以外，另两位组织《早期国家》撰写工作的h・j・m・克烈逊和p・斯卡尔尼克在其论文中也这样写道：“然而，恩格斯较早时期的著作《反杜林论》讨论了阶级社会和国家由以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可能的途径。恩格斯在那里谈到了‘职能’上的权力到‘剥削’的权力的渐变。他认为，这种阶级形成与国家发展的过程更带有普遍性，曾经存在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包括古希腊罗马）。正如克列多尔（krader）在1975年所说的‘社会的公仆变成了最高统治者；部落的酋长随着原始社会转化为阶级社会而成为统治者……’。” 《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 如此说来，这样一条由原始氏族部落酋长随着自身“公仆”角色的转换而导致的国家产生的途径倒是更具有普遍性，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只是少数特例了。这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古代第一个国家――夏

夏是公元前21世纪在我国文明发展最充分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组成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国家。经过近年来考古界的大量工作，夏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的存在在多数人心目中已是没有什么疑问了。过去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见到夏代的有如商周时期那样的甲金文字，因而将夏归入古史的传说时代，现在看来，所谓“传说”即较晚文献对于夏代历史的追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为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应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其邻近的偃师商城的材料。二里头遗址位于文献所载夏代晚期统治的范围内，它的内涵符合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的政治中心所应具备的`条件（遗址规模、手工作坊、宫殿、用作礼仪的青铜器及玉器等），这些条件又恰好发生在夏代晚期的纪年范围之内，遗址的废弃则在商代初期。另一方面，紧接着二里头遗址废弃后兴建的偃师商城刚好坐落在二里头的东邻，它的城圈的规模稍逊于作为商代都邑的郑州商城，也应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邑或军事中心。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同文献所载商汤灭夏后建立的西亳的地望适相吻合。这一切，都透露出文献记载的夏商两个王朝权力更迭的信息。至于夏代早期的历史，我以为也有一些可作为旁证的考古材料，那就是位于豫东鲁西的众多古城。这些城址多属龙山晚期，延续至夏代前期，比同时期其它地方的古城密集且规模可观，我以为这就是文献所说的“鲧作城郭”的反映。王国维曾说夏自太康迄于后桀与商人错处河济之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河济之间”就是豫东鲁西。《左传》亦记载夏后相居住在今天豫东的濮阳（“帝丘”）。目前，禹都阳城尚未在考古工作中被落实，但上述豫东鲁西的古城多属于夏后氏的同姓或异姓盟邦是没有问题的，如夏的一个最近的同姓族邦有莘氏的地望就与近年在山东阳谷发现的古城十分接近。这些盟邦应当就是今天人们提到的“夏人”或“夏族”，是夏代国家的“内服”成员。它们都围绕着帝丘这个夏代的都邑分布着，其情形有如商代的“多子族”及“多生（甥）”族围绕着“大邑商”分布一样，证明夏代同样存在着一个合乎早期国家构成的政治格局。

夏代国家的产生，与前述恩格斯及今人类学家谈到的早期国家形成的路径是相类似的。史载夏统治者权力的获得，首先即是与夏后氏首领鲧、禹在以尧、舜为首的部落联合体担任公职相联系的。这项公职，众所周知，即是他们受联合体各部酋长共同推举所从事的领导治水的工作。对于禹治洪水的传说，有人（包括过去的疑古派）不太相信，我想我们同样不能对之采取随意抹煞的态度。近年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豳公S》（“豳”字从裘锡圭释）铭文已记有禹“堕山浚川”的文字，表明此项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已有广泛流传。总之，对于尧舜时代居住在古河济地区的广大部族来说，治水是一项关系到联合体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鲧、禹起初负责这项工作的角色实属“公仆”的性质，文献如《墨子》、《韩非子》都曾赞誉大禹在“公仆”任上的尽心尽职。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组织氏族部落广泛参与，要对各部族的人力、物力集中调配，在此过程中，鲧、禹难免要使用自己的职权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干预，这就势必使原来松散而较为缺乏约束力的部落联合体机构发生权力集中的倾向，使之逐渐凌驾于众部族之上，而禹则在长期担任这一要害公职中树立了自己及其家族的权威，由原本是有崇氏（后改称夏后氏）的首领继任为部族联合体的首领，最后发展成君临众族邦之上的具有赫赫声威的夏代国家的国王，也就是全社会的“主人”。《国语・周语》谈到这一演变过程时说，由于禹治水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将大禹治水与夏朝国家建立联系在一起的直白表述。夏代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夏的“家天下”的确立，即禹和他的儿子启实现了由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到世袭王位制的转变。前引恩格斯有关早期国家产生的论述即谈到了部落联合体中公职人员在由“社会公仆”到“社会主人”转变过程中“社会职位的世袭”这一重要社会现象。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经典《礼记・礼运》篇也把“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作为“大同”之世进入“小康”（即国家社会）的标志，看来，在以王位世袭制亦即家天下制度的确立作为中国早期国家建立的标志这一点上，不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我们的先哲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篇2：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

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

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一，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①，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一王国一帝国”说川，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国家与文明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是以农业的发明和农耕聚落的出现为起点，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邦国形态这样三大阶段。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对以往学术界曾流行的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采取了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社会即文明社会到来时的一些现象和物化形式来对待，在阐述国家和文明起源过程中来分析这些文明现象。至于“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对于酋邦等理论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所发现的“中心聚落形态”来解决从史前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和阶层起源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特征等问题。 “邦国一王国一帝国”说解决的是进人国家社会之后国家形态的演进问题。

二、从村邑聚落到都邑国家的

三大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过程也就是史前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起点，我们之所以要从“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这一阶段说起，这是因为农业的发明乃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以农耕畜牧为基础的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起点。农耕聚落的定居生活促进了人口增长，土地集体所有制即聚落所有制得到了发展，从而以聚落为单位的经济、军事、宗教礼仪和对外关系等一系列的活动开始形成，社会一反过去的分散状态，朝着区域与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农业起源并初步发展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 -90间。属于这一时代的遗址，在南方，有距今1万年以上的湖南道县寿雁镇自石寨村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以及距今100008500年的浙江浦江县黄宅镇上山遗址等;在北方，有距今11000 -9000年的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河北阳原县于家沟遗址，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北京怀柔县转年遗址等。这些遗址说明中国农业的起源分为南北两个系统，无论是南方的稻作农业，还是北方粟黍旱作农业，都应该是多元分散式的起源，而绝非起源于某一中心地然后向外扩散传播。与中国多元分散式的农业起源相联系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既是本土的亦是多元的。

大体说来，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些聚落，在采集、捕鱼、狩猎和种植谷物的广谱的取食经济中，虽说农作物比例在逐步增大，农业技术也在逐渐发展，可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口不多，物质也不丰富，人们过着平等但又贫乏的聚落生活，所以这是一种原始的极简单的平等社会类型，然而通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却从此迈出。各类玉器上生动的或抽象化的神的形象(或称为神徽纹样)，不但告诉我们，宗教发达，崇尚宗教的观念甚为强烈，是良诸文明的显著特色;还告诉我们，在良诸都邑邦国的君权所含有的族权、神权和军权这三项中，神权居于更突出的位置。良诸文明中神权政治太过强烈，过于强大，这大概是其文明崛起和一度发达的动因，但当它遭遇自然环境变故时③，也将会不堪重负而崩溃。在良诸文化的后继者马桥文化中，良诸文化原来的玉文化特色和玉礼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一去不复返。我们推测，大概是良诸文明的上层集团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离开了家乡，或者是走散了，他们到了别的地方也再未能聚集起创造辉煌玉文化的能量，而那些没有走的普通民众融合到“马桥人”中之后，因“马桥人”并不崇尚玉礼文化，这些良诸文明的“遗民”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发展原来的玉礼文化，从而使得良诸文化的特质并未被马桥文化所继承，故二者的文化面貌截然不同。

三、撷项至尧舜禹时期的部族国家与族邦联盟及其向华夏民族的迈进

我们在研究龙山时期的早期国家和族邦联盟时，必然要面对夏代之前的古史传说。而研究古史传说，首先要处理的是它的时空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曝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嫁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额项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我们可以把五帝传说做一个时代分期，即以额项为界，划分为两大时代:黄帝时代与额项帝誉尧舜禹时代’Ai 黄帝时代是国家诞生前夕的“英雄时代”。《商君书·画策》说:“黄帝之世，不靡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停。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

四、王国、王朝国家与复合制国家结构中的王权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王朝的出现使得中国的早期国家由邦国形态转变为王国和王朝国家形态。对于夏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和形态，以往的学术界或者认为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或者认为是“城邦联盟”、“方国联盟”等。笔者认为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一种复合制国家形态，它的复合制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属国(属邦)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不是平等的联盟关系，而是以王为“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在不平等的结构中构成多元一统(或称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

复合制的夏王朝是由夏后氏与从属于夏王的.其他族邦所组成。其属邦，有的是和夏后氏同姓的族邦，如《史记·夏本纪》所载，“太史公日:禹为姐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启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祀氏、增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有的则是异姓族邦，如韦、顾、昆吾、有虞氏、商侯、薛国等。韦、顾、昆吾都是商汤灭夏时首先征伐的属于夏王朝内的族邦。《国语·郑语》说“昆吾为夏伯”，说的是昆吾乃从属于夏的侯伯之国。《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这是说薛国之邦君担任夏的车正之官，负责为夏王造车。《国语·鲁语上》说“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书纪年》也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杆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这是说商部族首领担任过夏王朝的治水之官职，并因此而殉职。这些从属于夏王朝的各地邦君之所以能在朝廷任职为官，就在于复合制的王朝国家结构。

商王朝的复合制是由“内服”之地的王国与“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属邦所组成’川。商王朝内的属邦在甲骨文中多有记载，如甲骨文中听命于商王调动的侯伯等国。在商代，最能说明它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的就是《尚书·酒浩》所说的“内服”、“外服”制。《酒浩》说“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这是说在商王之属下分内、外两服，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还有百姓里君;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

王国和复合制王朝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是自上而下、层层行政隶属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其机制就是郡县制。在帝制国家结构中实行的郡县制，与先秦时期的采邑和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采邑与分封都是世袭的，而郡县制中的各级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王朝与封国，王朝内王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诸侯国内邦君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它们之间虽有上下隶属关系，但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因而无论是封国、封地还是采邑，都与战国秦汉以来的地方行政机构不同，不能据此而划分出地方行政管理级别。这就是复合制的王朝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在国家结构和统治方式上的差别。

篇3：中国古代生产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思考

中国古代生产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思考

摘要：环境问题已打破了地域疆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环境问题已超越了自身的'领域而成为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史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其教训,有助于我们对环境问题认识和理解,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作 者：周剑  作者单位：江苏省姜堰市罗塘高级中学,江苏,姜堰,225500 期 刊：魅力中国   Journal：CHARMING CHINA 年，卷(期)：, “”(14) 分类号：X45 

篇4：中国古代生产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思考

中国古代生产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思考

环境问题已打破了地域疆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环境问题已超越了自身的.领域而成为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史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其教训,有助于我们对环境问题认识和理解,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

作 者：周剑  作者单位：江苏省姜堰市罗塘高级中学,江苏,姜堰,225500 刊 名：魅力中国 英文刊名：CHARMING CHINA 年，卷(期)：2010 “”(14) 分类号：X45 关键词： 

篇5：新闻起源问题的思考

本文认为，新闻作为一种早期生成的意识现象，它的产生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周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人的自觉意识，在新闻起源中，是一个必然的重要环节，而它一开始就同劳动联系在一起，劳动不仅为早期新闻活动创造了主体，直接产生了主体对新闻活动的要求；而且，赋予早期新闻及新闻活动的现实内容和现实可能性。新闻起源于劳动。

新闻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开始又是怎样存在的？人类为什么需要新闻？

卡斯柏.约斯特说：“人类同时又被赋有无尽的好奇心，它创造了一种对事物不断的兴趣，关于别人的举动行为，对于自然所发生的程序和事情，对于不论远近每一个人物的情况，都有无限的兴趣。”“这些对于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是新闻欲的源泉。”

管翼贤说：“新闻的起源，是出于人类新奇性的要求。”

郑贞铭说：“人类需要新闻，是基于好奇的天性使然，人类固有好奇，求知的天性，不仅希望多见、多闻，更希望五所不可，无所不闻。”“人类的好奇心，除“见”与“闻”外，还会对于事物的真相前因后果发生兴趣，而作进一步的追问，引出其他的问题，这都是以满足人类对新闻的渴求，也就是满足人类好奇和求知的天性。”“由于人类需要新闻；而传播新闻又是任何群居动物的本能，所以新闻传播的活动早就发生。”

刘文钊说：“我们讲到新闻的原始，就要提到“新闻欲”的问题了，新闻之所以发生，实缘于“新闻欲”，人类的本能是富于“新闻欲”的，如果没有“新闻欲”，人类就不会进化，文化也决不会发达的。”

以上种种说法，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认为新闻起源于人的好奇心，是人的心理天性的表现，即：新闻起源的“天性论”；其二，认为新闻根源于人的本能，是如同动物一样的本能的表现，即：新闻起源的“本能论”。可以说，新闻起源的“天性论”和“本能论”，既是以往关于新闻起源问题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新闻起源观的理论支柱。

第一，人类是否具有“好奇心”和“对事物的不断兴趣”，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这种“好奇心”和“对事物的不断兴趣”是哪里来的呢？其最终根源是什么呢？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却截然相反。在唯心主义看来，这种“好奇心”，是上帝赋予的，“天性使然”。因而，新闻产生的源泉、根源，就在于这种人类的所谓“天性”。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好奇心在内的人的一一切心理现象，并不是上帝赋于的。它只能在历史过程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水实践。什么是好奇心？所谓好奇心，说到底，只不过是人对客观事物变化的一种自觉意识，自觉心理而已。现代心理科学，已经确认，人的心理活动绝大部分是自觉的。自觉是人的心理活动特点之一。自觉的活动，就是一种意识活动。意识，就是借助语言实现的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这种包括好奇心在内的心理现象是那里来的呢？是在劳动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发展的。劳动使人具有了发达的脑髓，然后，才有“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对于这种自觉心理形成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动力，而且表现为源泉。因而，从根本上说来，包括好奇心在内的自觉心理，不是与生俱来，上帝赋予的，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渐产生、发展、丰富起来的。它不是什么灵魂、宇宙精神的产物，而是水实践的产物。原始人为什么对在河边抓到鱼，有把它画在河的行便，并以此传播这一信息的好奇；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果说，离开了人类的水实践，人类没有“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没有愈来愈丰富的反映客观现实的自觉心理，那么，这种好奇就永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心理活动了，只不过是一种动物式的天性。正因为人不同于动物，它才有可能、并始终不断地在水实践中，对变化着的客观事物充满着好奇、兴趣。因此，我认为，新闻产生的真正根源，并不是什么天性的好奇心，而是深藏在社会实践之中。

第二，在新闻起源的“本能论”者看来，“人类的本能是富于“新闻欲”的，如果没有“新闻欲”，人类就决不会进化，文化也决不会发达的。”因而，他们才断言：“由于人类需要新闻，而传播新闻又是任何群居动物的本能，所以新闻传播的活动早就发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人降低为一种动物，从而曲解了人的本质，混同了人同动物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同动物是有区别的。其一，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只表现为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然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可以支配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并使其为自己服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当然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本质和规律，无疑，人和动物都在这个必然王国里生活着，活动着。但是，在这个必然王国里，动物却是消极的、被动的。它们只能盲从的顺从自然。它一切活动，包括传播信息的活动，不仅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而且，只能服从这个必然王国。比如说，蚂蚁有可能表现出灵巧的本领，它也只是以自己的存在为限，永远无法去支配自然界，而只能服从于自然界。但人则不同，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逐步地摆脱那种蒙昧的状态，野蛮的状态，不断地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并学会利用它、驾驭它、征服它。他的一切活动，包括传播信息的活动，不再是简单地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内容，更为高远的目的。如果说，人类的“新闻欲”，只是如同动物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发出信息的那种本能，那就永远会同动物一样，不可能不断地走向自由王国了。那么，哪里还有什么“本能论”者所说的什么“进化”？还有什么“文化发达”可言呢？其二，从活动这个角度来看，动物同人都在活动，但动物的活动是盲目的，是在本能的支配下进行的；而人的活动则是自觉的，是按照自身的各种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的。蚂蚁见到食物，向其它蚂蚁发出信息，只是为了生存，因而它只需要，也只能发出这样一种信息。而人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不仅以各种方式传播内容不同的信息，哪里有鱼可猎，哪里又有险情应注意；同时，还要交流思想、传播各种情况和经验。比如说，南非的布什门人协同狩猎，完毕之后，分散为一些小群体，但是，仍未断绝相互的联系。它们“彼此之间经常用火作信号，因此知道周围很大地区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布什门的图画有时候是描绘个别动物的，有时候是描绘一个完整的场面，例如，猎河马或猎犬象图，弯弓射箭和同敌人冲突图。”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图画，看成是原始人传播信息的一种初始的形式的话，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的新闻活动，从一开始就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决不只是什么受本能支配的那种盲目活动，而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人的这种自由自觉活动既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同时，又在社会实践中展开，发展。它决定着人类不仅需要新闻，而且，使人类懂得更好地进行着新闻活动。所以，那种认为新闻产生于群居动物的本能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