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援与中国台湾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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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美援与中国台湾的制度创新

美援与中国台湾的制度创新

有人认为,中国台湾在战前是经济落后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是因为它以“后起”的身份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有一种后发优势,即可以比较便宜地利用现代技术这种“既成品”,从而避免了发达国家那种因试验某种技术方式而花费的`时间和成本.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利用现成的技术和外部条件,使经济像中国台湾那样高速发展呢?因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即制度的因素.台湾具备了一定的制度条件,从而能有效地引进和利用现代高科技和资金.

作 者：崔天模  作者单位：韩国建国大学经济系,韩国,忠州,380-701 刊 名：经济学家  PKU CSSCI英文刊名：ECONOMIST 年，卷(期)： “”(4) 分类号： 关键词： 

篇2：制度创新与西部大开发

制度创新与西部大开发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

1.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注：林毅夫：《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学的发展》，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注：粟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2.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注：郭宛京、丁琛：《从所有制结构角度看区域经济差距问题》，载于《南京经济学院学报》，第2期。）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2.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95.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14.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赖度为22.08％，其中广东已达42.28％，而西部地区只有5.72％。（注：转引尼合迈・霍嘉：《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与对策》，载于《经济科学》，第1期。）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例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管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注：粟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23.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8.54％和9.45％（注：胡乃武：《中国经济增长区际差异的制度解析》，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3.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1）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央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2）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赖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而与新制度摩擦成本也较大。而东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沉淀相对较浅，建立新制度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新旧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这样，东西部制度变迁由于各自的成本不同也造成区域上时滞，从而带来了东西部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东西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东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法制观念、开放意识较强，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较快；而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域，科技文化水平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封闭、保守思想、狭隘观念受落后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遗传”较多，这样人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接受能力较差。正是由于东西部这种具有内在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同从而也生成东西差距的扩大。

总之，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一定条件下，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这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来协调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差距。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1.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制度变量是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要缩小和消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加快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路径必然是加快西部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要以提高西部地区利用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深化西部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专业化程度，使西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2.发展地区立法，保持政策的一贯性的连续性。地区发展的立法，比地区政策具有更强的体制性协调功能。从国外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包括区域资助的重点等，都是根据这些法律和法规建立和提出的。英国区域政策的开端就是来自于“特别地区法”，以后区域政策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关立法来实现的。原联邦德国也非常强调区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如“联邦区域规划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改善区域经济结构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等，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也需要一系列比较详尽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保证。

3.加快西部非正式制度变迁步伐，鼓励组织，个人进行制度创新。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影响，社会文化特征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很难及时和轻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是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依靠政府强制性推动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西部对自身潜在利润的挖掘，从而形成制度供给的“瓶颈”，因此，在努力调整财产关系同时，要鼓励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满足制度服务要求

，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

总之，经验表明，如果只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财力援助，而忽视其制度改善，其结果是不尽人意的。战后意大利各届政府为开发南部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南北差距仍然很大，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变革不彻底，多方面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一些在开发落后地区中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都很重视对该地区的制度改善。如西班牙在不发达地区开发中都辅以一定的社会改革，以便使结构、资金、组织更合乎现代化要求。英国政府在援助不发达地区时也注重于解除一些不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逐步在那里形成新的有活力的经济，增强了对资金和熟练工人的吸引力。因此，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西部地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机构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使西部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以吸引东部地区和海外资金等要素流入，如果西部地区的制度变革滞后，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最终将蜕变为保护落后的手段。

篇3：政府与制度创新

政府与制度创新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注：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T・W舒尔兹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注：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253）。笔者以为制度概念涵义非常广泛，它既包括规则和秩序，也包括组织本身；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制度，也有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对个人与组织行为的激励与约束，防止个人与组织在选择行为中的损人利己的倾向，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制度的有效性在于是否能够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个人与组织的行为。在经济发展、国家兴衰方面，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社会易变而制度不易变，于是形成变革社会与稳定的制度之间矛盾。因此，当社会要变革、要发展，必须先对已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即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与强制性制度创新。“诱致性制度创新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注：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378；384）。诱致性制度创新具有自发性、局部性、不规范性，制度化水平不高。强制性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个人或团体，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不是简单地由获利机会促使的，这类制度创新通过政府的强制力短期内快速完成，可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化水平高。制度创新的主体有三种：个人、团体与政府。从此角度分析制度创新有三种：个人推动的制度创新；团体推动的制度创新；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在上述三级水平上进行。本文正是从政府的角度来对制度创新作一探讨的。

二、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优势与不足

1.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优势

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即政府凭借特有的权威性，通过实施主动进取的公共政策，推动实现特定制度发展性更新的行为过程。在这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中，由于新制度本身就是国家（政府）以“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实现的，因此政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政府在制度创新中主要是：（1）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来促进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措施，通过积累某种产品或要素，改变相对价值，引发制度创新。（2）通过引进或集中开发新技术、推动制度创新。政府可以将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更快地开发或引进某些新技术，以便激发制度创新。（3）通过修改宪法来促进制度创新。（4）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引起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消除区域间的人为的壁垒，使分割的国内市场得以统一，市场规模得以扩大。（5）改变宪法和现存制度安排，使其朝着有效率的制度方向创新。（6）通过加快知识存量的积累，提高制度的供给能力。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将直接促进制度创新的供给。而政府可以通过法令、政策等形式，给社会科学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扩大对外交流学习，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知识存量的积累。（7）政府利用其强制性和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直接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则可以发挥强制性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或弥补制度供给中的各项费用，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或者使制度创新的收益极大化。

从政府功能的角度来说，由于国家具有暴力上的比较优势（注：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1页），它能够维护基本的经济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因而代表国家的政府也就成了当然的制度创新的生产者和供给者。同时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在中国，政府不仅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它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它能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整个社会行为主体和行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政府生产公共物品比私人生产公共物品更有效，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并且，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因此使制度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即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就会代替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般在下列四种情况下，由政府来组织制度创新被认为是最适宜的：1、政府机构发展得比较稳定，但整个市场则处于低水平。2、当潜在利益的获得受到私人财产权力的阻碍时，个人和其间的自愿合作团体的制度创新可能无济于事。3、实行制度创新后的收益被那些没有参与创新的人所享有，那么个人是不愿承担这笔费用的，因而制度创新由个人和个人自愿合作团体就是不可能的。4、当制度创新不能兼顾所有人利益时，或一部分人获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挫时，制度创新就只有靠政府了（注：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191页）。因此，政府在制度创新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

（1）政府制度创新的制约条件

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和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必须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和条件，它是客观必然性与主观选择相结合的产物。下面是影响和制约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宪法秩序的影响。宪法秩序通过对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规定框定了制度创新的总方向，宪法秩序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直接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动力。它有可能促进创新，有可能阻碍创新。

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是影响制度创新另一个主要的制度环境，是制度创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社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风俗习惯、观念意识与制度创新的反差越大，创新的阻力就越大。制度离不开文化，最早的制度形式是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某种制度本质上是某种文化模式化的结果，制度变迁常常从文化结构的变化开始。文化结构模式是行为模式的潜在形式，它决定了行为模式的基本走向。

每一项制度创新都要花费一定成本，制度创新受实施和预期成本的影响，一些好的制度创新因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政府在制度创新时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成本与效益，而且要考虑政治层面的成本与收益。如果制度创新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时，政府会维持那种无效益的制度不均衡。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完善外，还要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虚设。检验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或是否具备强制性，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者的成本极高。如果实施机制不力，一项制度创新就难以顺利推进。

制度也是一个知识载体，现有知识积累是影响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社会科学和有

关专业知识的进步会降低制度发展的成本，改进人的有限理性和提高认知制度的能力。整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常常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了解人类学习的过程有利于提示制度变迁的轨迹。制度变迁取决于现存的知识存量，人们的知识存量增加了，制度变迁相对会提前，反之就会延迟。

（2）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之处

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宏观制度创新的主体――国家机关――的职能与权力集中于政府；立法机构将相关法律（主要是经济法律）的立法权转于政府。政府还取得了准司法的执法权，集决策、立法、执法于一身。此为政府主导之主要表现。政府主导使政府摆脱了既定法律制度束缚，减少了决策、立法的环节，有利于改革急需的新制度的出台；而且，政府有一定的执法权，加速了制度的推行与实施。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政府主导地位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扭曲了整个系统的合理运作和制度创新过程：

首先，政府立法权的集中导致立法单一，层次不明，结构混乱。因为政府的行政属性决定了其行为的“短期性”，即力求短期政绩的出现，法规多集中于刺激性、鼓励性的规定；或为维护市场的暂时太平景象，出台强有力的市场管理措施，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立法结构的失衡，不利于市场的健全发展；

其次，政府对于市场仍要执行其固有的管理职能。在政府主导模式中，这一管理职能得以强化，管理范围从市场主体准入的批准、市场风险的预防、市场风险的遏制到事后补救，政府的管理行为无处不在。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还是市场的保护者。管理不仅未趋向宏观、间接、外部管理的目标，还朝相反方向运作，从而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

第三，缺少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导致政府职权滥用，大量“寻租行为”与“黑幕交易”产生，一方面造成市场主体间竞争的不公平，扭曲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官商结合进一步阻碍政府对市场之职能的合理化转变；

第四，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法律是政府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一方面，政策的多变导致法律的多变；另一方面，立法形式很乱，法规与决定、指令区分不清，不仅折损法律的权威性，导致市场短期行为增多；而且法律透明度差，与法治经济之宗旨不符；

第五，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应随着市场的发展由多变少，由强减弱，即在推动市场发展同时，逐步指导和协助市场建立起自律制度，以形成自我约束的市场机制。但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政府干预呈增多增强趋势，政府权威凌驾于法律权威，市场行为决定于政府行为，市场越来越难以脱离政府独立运行。宏观制度创新未带动微观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过程的扭曲导致创新结果的偏颇。

三、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不足的弥补

由于存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在改革过程中，要努力预防及消除如前所述政府的消极作用。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政府又是万万不能的。既然人们不能没有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在于政府在制度中进行恰当的定位，构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并注意制度规划和方式的选择。

1.构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

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是单一的，其它创新主体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创新活动的结果，未能形成与政府之间产生互动的多层次创新结构，不利于发挥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建立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一方面，宏观制度创新主体除政府外，还包括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这些主体之间应明确立法职权，各司其职，有助于互相制约、作用的多层次法律系统的形成；另一方面，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的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协调与合作机制，保障制度创新的合理速度。在这一结构中，政府只是创新主体之一，受其它国家机构的制约。政府的作用在社会改革的初期最为重要，是启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建议者、决策者与立法者。因此适当扩大政府的职权使其易于突破既定制度的束缚，加速新制度的出台；组织人力尽快完成新制度或发明的设计或选择。但随着变革的进行，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受其它创新主体及其创新制度制约，作用也发生变化，从而与其它创新主体配合，完成创新过程，达到创新目标。

构建多元主体制度创新结构的关键是合理地，适度地制约政府权力。这一制约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政府立法权限的限制。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前提；第二，行政机构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保障；第三，确认和切实维护公民及法人等组织的司法权力，以权利对抗权力。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基础；第四，改革政府机构，更新政府行政观念。此为政府机构对立法、司法等机构及社会民众之要求的回应，也是政府行为的自律。

2.为保证政府制度创新顺利进行和整体效能，还应在制度规划和方式选择上注意以下几点：

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并重。政府制度创新不只是针对正式制度而言，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正式制度的完善受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或不相容时，正式制度难以实施，很多正式制度“移植”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政府制度创新如果获得了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可以大大减少其创新成本和实施成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其自身的权威性和新制度的合法性。

中央制度创新与地方制度创新并行。中央和地方各自有制度创新的职责和优势，相对而言，中央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但也不能忽视地方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同样具有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行政单元，具有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权力，相对于其他微观主体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和制度创新的能力。当然，由于地方政府有不同层次，它们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同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中央政府要正确引导和规范。

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不是孤立的，一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不是独立于其他制度安排之外运作的结果，而是制度结构整合的结果。每项制度安排都必定联结着其他制度安排，共同融合在制度结构之中，其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的完善程度。在制度创新中，必须集中精力抓住核心制度创新这个关键，当核心制度确定后，制度创新的侧重点应是配套制度。

自创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兼顾。自创式制度创新是依赖自我设计、自我建构的制度安排。这种由于没有先例，没有他方的制度创设经验和绩效可供参考，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理论的预期分析。自创式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较高，预期可信度较低，具有较大的风险性，摩擦成本较大而动力较弱，在进行这类制度创新需要统筹规划、慎重行事。借鉴式制度创新是借鉴他方已经创设的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的制度变迁。当他方制度运作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时，借鉴式制度创新就会出现。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风险性、摩擦成本较小，创新的动力较大，可以在比较大的制度空间里进行理性的选择。

篇4：制度创新与西部大开发

制度创新与西部大开发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

1.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注：林毅夫：《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学的发展》，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注：粟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2.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注：郭宛京、丁琛：《从所有制结构角度看区域经济差距问题》，载于《南京经济学院学报》，第2期。）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2.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95.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14.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赖度为22.08％，其中广东已达42.28％，而西部地区只有5.72％。（注：转引尼合迈・霍嘉：《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与对策》，载于《经济科学》，第1期。）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例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管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注：粟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23.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8.54％和9.45％（注：胡乃武：《中国经济增长区际差异的制度解析》，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3.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1）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央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2）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赖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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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

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

而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与制度有直接的相关性。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 规范人们行为的系列准则，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一定的框架下鼓励人们积极地、放心地去 干什么，约束人们不能去干什么。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制度也有优劣之分，那些能够促 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系列行为准则属于好的制度，否则就是属于坏的制度。好的经 济制度能够减少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降低 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系列环境条件，往往是与坏 的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更直接地说，是由坏的制度直接造成的。例如，坑、蒙、拐 、骗的市场交易环境，要么是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要么是制度执行不力导致的，更 有可能是坏的制度激励的结果。因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首先得优化制度，从一定 程度上，两者是等价的，优化了制度也就等于是优化了环境。

能够起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无外乎来源于三条途径：一是相关制度的继承，即 对历史上形成的有利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安排让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二是制度移 植，将别的国家或地区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移植进来；三是制度创新，就是制度发明。 从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系列制度来说，能够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 主要是创新了的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经济 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不同，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的安排需要在 创新中继承；对于外来的制度安排，也要在改造的基础上借鉴，而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抄 照搬。

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规范和制度创新来优化相关的经济发展环境呢?

第一，规范政策制定和实施程序，优化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府政策是决定和影响 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 有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抵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政府政策朝令夕改， 缺乏基本的稳定性；三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各个环节被曲解或任意塞进人为意志；四 是激励经济发展的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规范 政策的制定程序、强化政策的实施程序、监督政策的落实程序。

第二，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 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管理服务，它是由政府提供的'，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商业性服务，它是由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性组 织提供的；第三是社会服务，它是由社会非政府性、非商业性的公益性组织提供的，取 决于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发展状况。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服务环境。服务环境 的优劣关键在于管理服务的水平。优化管理服务，就必须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管理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的改善，提高 办事效率和办事水平。

第三，强化立法、执法、守法的制度体系，优化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各种法律是属 于正规制度安排的主体部分，是经济发展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通过立法、执法、守法的系列制度创新，才能够营造出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在营造法制环境 过程中，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守法是保证。这三个环节都需要系列的相关制度创 新来实现。

第四，推进市场制度创新，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是 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维护这一原则，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保证。因此，需要通过系列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 系。

第五，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优化经济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习惯、传统、道德、意识形态等属于非正式制度，在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关系中发挥重要 作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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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  ・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

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  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  ）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  ）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  Joel,  1990）。其中，  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  ）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  ）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

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  A.Lewis）、钱纳里（H.  Chenery）、库兹涅茨（S.  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

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  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  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  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  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

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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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包括哪些

制度创新是指引入新的制度安排，如组织的结构、组织运行规范等。大的如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小的如具体企业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作为市场微观基础的企业组织要适应这一巨大的变革，必须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的各种规章制度及运作方式，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我国企业制度创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出资人制度。

变国有企业为国家投资企业，经过资产评估或清产核资，量化对企业投资的总量，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从委托、授权转变为运营和投 资。政资分离后，那些代表国家专营国有资产的部门、控股公司、资产运营公司承担出资人的有限责任。

2、建立法人财产权制度。

企业总资产一方面来自出资人，一方面来自债权人，企业具有对总资产所表现出来的如资金、物资、人力、设备、物业等多种资源形态的优化、处置、组合权力，以其达到资产增值和扩充的目的。

3、所有者权益制度。

国有出资人对投资企业，已经组织起集团的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充分建立起所有者权益制度，它表现为对经营者选择的控制、对投资回报的控制、对重大经营决策的控制。

4、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科学地规范和健全企业的`治理结构，实现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的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是企业领导体制的重大变革。

5、企业的配套制度。

主要指与制度创新的配套展开相关的基本制度。如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财务制度、投资管理制度等。

企业制度创新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需要各不同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形成“合力”才能完成。

制度创新，就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对企业制度进行变革，因而通常也可以称之为企业制度再造。企业制度创新对企业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体，企业对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实际上就是依靠企业制度而组合起来的。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不少人在谈到企业的定义的时候，往往都认为企业就是一个将各种生产要素按一定制度而组合起来的经营主体。由此可见，企业制度对于企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篇8：论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

论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

一、科技进步与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源泉,也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快体制创新的重要基础.

作 者：隋映辉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青岛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刊 名：理论学习 英文刊名：LILUN XUEXI 年，卷(期)： “”(2) 分类号：A849 关键词： 

篇9：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

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

创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降低的.是生产成本;二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降低的是交易成本.

作 者：郭梓林  作者单位： 刊 名：新财经 英文刊名：NEW FINANCE & ECONOMICS MONTHLY 年，卷(期)： “”(8) 分类号： 关键词： 

篇10：科教兴农制度创新

科教兴农制度创新

我国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教兴农新体制、运行机制以及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同时,完善农地制度与农业经营方式,增加科技需求,加快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作 者：刘斌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技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刊 名：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IS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6(1) 分类号：F320.1 关键词：科教兴农   制度   创新  

篇11：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开采和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反馈给大自然的却是废弃物日益增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的资源与环境利用模式下，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如影随形，科学技术进步没能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孪生关系。人类要避免被技术异化，就必须转变资源与环境利用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减物质化和污染的低排放。

“减物质化”就是要使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实现资源消耗增长1倍，经济增长X倍的跨越。仅有减物质化还不够，还必须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使增加的资源消耗由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来提供。因此，要保持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不仅要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要依靠资源的循环利用，即发展循环经济。

宽容的大自然对人类排放的废弃物默默地进行分解去毒。但当我们排放的废弃物超过自然界分解去毒能力后，废弃物的毒性就会在自然界积累。尽管处理废弃物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但高昂的成本和人类的拜物主义财富观，使得废弃物排放依然是人们处理废弃物的第一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的减物质化和资源循环利用，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有效途径，也是人类从原始贫穷的低等生态文明向富裕的`高等生态文明转变的唯一途径。

这是资源环境认识论的一场革命。基于此逐步建立科学生态观的循环经济文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矗但发展循环经济还必须解决循环不经济的问题。要使循环经济既循环又经济，必须进行两大创新，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是要把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制度之中，提高环境利用的成本，向环境排放任何废弃物都要支付费用。同样，开采资源会破坏原始生态，对原始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开征环境税，将会使原始资源消费变得昂贵。这种制度设计，可以让循环利用废弃物，或开发产生废弃物较少但成本较高的技术的经济效益变得更高。技术创新则是要努力发展将废弃物转变为资源的技术，使之效率更高，并应用于资源循环利用，降低循环经济成本，提高循环经济效益。

过去来，中国的循环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之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总量从的9.45亿吨增加到的18.63亿吨，替代一次资源总量则从20的11.77亿吨增加到20的21.90亿吨。未来，中国需要进行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位一体的创新，实施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才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全面较快发展。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开采和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反馈给大自然的却是废弃物日益增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的资源与环境利用模式下，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如影随形，科学技术进步没能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孪生关系。人类要避免被技术异化，就必须转变资源与环境利用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减物质化和污染的低排放。

“减物质化”就是要使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实现资源消耗增长1倍，经济增长X倍的跨越。仅有减物质化还不够，还必须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使增加的资源消耗由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来提供。因此，要保持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不仅要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要依靠资源的循环利用，即发展循环经济。

宽容的大自然对人类排放的废弃物默默地进行分解去毒。但当我们排放的废弃物超过自然界分解去毒能力后，废弃物的毒性就会在自然界积累。尽管处理废弃物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但高昂的成本和人类的拜物主义财富观，使得废弃物排放依然是人们处理废弃物的第一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的减物质化和资源循环利用，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有效途径，也是人类从原始贫穷的低等生态文明向富裕的高等生态文明转变的唯一途径。

这是资源环境认识论的一场革命。基于此逐步建立科学生态观的循环经济文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矗但发展循环经济还必须解决循环不经济的问题。要使循环经济既循环又经济，必须进行两大创新，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是要把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制度之中，提高环境利用的成本，向环境排放任何废弃物都要支付费用。同样，开采资源会破坏原始生态，对原始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开征环境税，将会使原始资源消费变得昂贵。这种制度设计，可以让循环利用废弃物，或开发产生废弃物较少但成本较高的技术的经济效益变得更高。技术创新则是要努力发展将废弃物转变为资源的技术，使之效率更高，并应用于资源循环利用，降低循环经济成本，提高循环经济效益。

过去10年来，中国的循环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之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总量从年的9.45亿吨增加到年的18.63亿吨，替代一次资源总量则从2005年的11.77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21.90亿吨。未来，中国需要进行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位一体的创新，实施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才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全面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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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海关创新制度

跨境电商助力稳外贸 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威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业务超过600万单，同比增长82.4%，货值达17.8亿元，同比增长36.3%。

“跨境电商是企业扩大出口的新通道。”山东威海港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吴雯娟说，稳外贸，既要有质量过硬的出口商品，也要有更快捷、更高效的通关物流服务。在跨境电商出口模式下，国内电商企业可以直接承接国外消费者订单，商品则从国内工厂或仓库直接发货到境外，大大减少物流运行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率，“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人民日报》

提时效降成本减单证优流程 广州海关创新制度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前三季度，广州外贸进口表现亮眼。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广州市外贸进出口人民币7082.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5%。其中，进口增长11.8%，表现好于全国和广东省同期水平。这与今年广州海关推出提时效、降成本、减单证、优流程4方面25项措施，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贸发展分不开。

广州海关在南沙自贸试验区推出自主创新制度47项，其中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34项在全省复制推广。截至今年9月，南沙自贸试验区海关注册企业3069家，比挂牌前增长11倍。——《法制日报》

上海青浦综合保税区揭牌。上海青浦综合保税区日前揭牌，一批功能性项目集中签约，标志着综合保税区这一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正式落地青浦。青浦综合保税区与德国妮维雅、美国斯伦贝谢、绿地商贸港等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据悉，前10个月青浦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总值66.2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2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达15%。

“青浦综合保税区能如期完成验收，离不开青浦海关与青浦综保区管委会及区商务委的通力协作，离不开市商务委、市规划资源局等部门的积极指导，更离不开海关总署和上海海关的鼎力支持。”青浦海关关长朱珏伟说，随着综保区基础设施、智能卡口及信息化系统的升级换代，加上青浦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国家赋予综保区的政策优势，为承接和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光明日报》

广东

乌克兰的玉米又来了 1-11月黄埔海关验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同比增八成。日前，一艘装载6万余吨散装乌克兰玉米的货船缓缓靠岸。码头边上，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查验三科的关员已在等候，旁边的卸货设备也做好了卸货准备。新沙海关查验三科关员罗锦华介绍说：“这是本月进口的第四艘乌克兰玉米货船，新沙口岸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粮食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 今年1-11月，黄埔海关共监管验放从乌克兰、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粮食175.83万吨，同比增长81.08%。

据悉，为全面开拓沿线国家市场，加大从沿线国家进口粮食的力度，今年以来黄埔海关优化进口粮食检疫审批初审程序，有效压缩审批时长。——《广州日报》

山东

山东：从细微处出发 提升国际贸易服务水平。——山东卫视

上海

上海查获41只濒危活体龟。上海海关日前通报，今年8月26日，上海海关立案侦查一起珍贵动物案。在一票由墨西哥运往上海的空运活体货物中，海关关员开箱清点发现共计2000余只活体龟，其中夹藏斑点箱龟40只、中美洲河龟1只。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斑点箱龟和中美洲河龟均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中的保护物种。上海海关缉私局于当日立案侦查，并依法对两名犯罪嫌疑人任某和夏某实施刑事拘留。目前，该批濒危活体龟由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协调送往动物园寄养，其余未涉濒危活体龟正常放行。——《解放日报》

鉴真文物乘“新鉴真号”抵沪 日本唐招提寺珍品即将展出。——上海电视台

天津

供暖期以来 天津海关所属南疆海关验放进口天然气18.8万吨。自进入11月供暖期以来，天津海关所属南疆海关已通关验放进口液化天然气共计18.8万吨，2.6亿立方米，持续稳定保障冬季供暖。

入冬以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大幅增长，不少天然气进口企业纷纷加大天然气进口量，缓解国内气源紧张的局面。为加快天然气进口验放速度，南疆海关主动走访企业，实施精准式服务，登船开展业务的同时第一时间通知企业接臂，帮助企业进口液化天然气时间缩短2小时。——《天津日报》

江西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审批改备案”改革落地。12月4日，南昌海关所属上饶海关关员登录企业备案管理系统，审核江西尚亿食品有限公司申报材料，在确认符合受理要求后，现场制发了备案证明。从受理到办结，全程只用了不到10分钟。这是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核准事项“审批改备案”改革实施以来，江西省办理的首票业务。——《江西日报》

福建

福建口岸首张告知承诺制公共场所口岸卫生许可证核发。3日，厦门海关所属机场海关发放福建口岸首张告知承诺制公共场所口岸卫生许可证，这标志着“口岸卫生许可证(涉及公共场所)核发”实行告知承诺改革措施正式在福建口岸落地实施。——《福建日报》

内蒙古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验收进入倒计时。据悉，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建设、验收各项工作已基本准备就绪，验收进入倒计时。为推动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发展建设，今年8月，市政府出台《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发展的意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等业务。

下一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将围绕《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打造“五大中心”的发展目标，着力打造“三大基地”。——《呼和浩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