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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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白居易的生平经历

白居易的生平经历

经历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诗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它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后在河南巩县当县令，与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陕西、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葬于洛阳。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度过了童年时光。白居易与并称“符离五子”的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与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与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与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非常有名。特别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为后来朦胧诗的鼻祖。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与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影响最大，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的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任职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市）。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与元年（8），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元与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与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与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与元年（827年），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门的一种）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与，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与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与《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与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与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与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与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与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与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与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与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但白居易与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扩展资料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

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

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

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还为自家的酒作诗。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在渭北一代流传。

篇2：白居易生平资料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诗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它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后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度过了童年时光。白居易和并称“符离五子”的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非常有名。特别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为后来朦胧诗的鼻祖。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影响最大，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的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任职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市)。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 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门的一种)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篇3：白居易生平介绍

白居易生平介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香山。

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到任。8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10]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12]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葬于龙门(今龙门石窟之白园)。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个人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21]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22]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篇4：白居易生平及作品简介

基本信息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出生乱世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 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主要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个人作品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作品一览

篇5：韩愈生平经历

韩愈生平经历

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 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八年(8)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文化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拓展阅读：韩愈轶事典故

叩齿庵

韩愈来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一个和尚，面貌十分凶恶，特别是翻出口外的两个长牙，韩愈想这决非好人，心想着要敲掉他那长牙。韩愈回到衙里，看门的人便拿来一个红包，说这是一个和尚送来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长牙，和那和尚的两只长牙一模一样。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齿，并没说出来，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韩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那个和尚。见面交谈后，韩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灵山寺的大颠和尚，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韩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后人为纪念韩愈和大颠和尚的友谊，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齿庵”。

性情中人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得中进士，荣获官禄。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奴仆一般，瞪着眼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颜悦色毫不在意。他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篇6：郭沫若生平经历

郭沫若生平经历

早年

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县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流亡日本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此理论后来遭到黄现璠等人的置疑，黄曾于1979年著文提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今后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在日期间他娶了一个日本籍妻子，这个妻子没有跟随他来中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但并未请求蒋介石原谅从前的'事情，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所著《奴隶制时代》等书，提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见解。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

郭沫若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郭沫若的重要著作还有《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一生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蜩螗集》《战声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沸羹集》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蔡文姬》《武则天》等;另有《沫若诗词选》及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郭沫若全集》。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其中《天上的街市》和《静夜》被选入七年级人教版课本。《雷电颂》被选入八年级课本。

建国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